2024年, 第36卷, 第06期　
刊出日期：202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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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的实践要义

  向立, 蒋英州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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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程度加深加快，我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日益明显，防范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角度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对维护和巩固意识形态安全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和新策略。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精神的角度来看，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能够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基础。推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意识形态安全基础性保障作用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意识形态安全维护性作用，能够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注重社会矛盾的有效解决，积极回应社会利益诉求，推动社会稳定发展，能够厚植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基础。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能够筑牢意识形态安全的民心基础。统筹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讲好中国故事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与世界人民一道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营造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环境。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安全重要论述的实践要义，对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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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法治逻辑及其实现路径

  徐玖玖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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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撑。文化领域法治建设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交汇领域，充分展现了两种思想的内在关联性和高度契合性，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性和体系性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文化领域法治建设的思想宝库，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文化自信、文化安全、文化繁荣、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重要论述为文化领域法治建设提供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与习近平法治思想存在耦合，呈现出鲜明、深刻的法治逻辑和法治底色。对此，应当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作用、保障作用和激励作用，进一步完善包括文化基本法、文化专门法以及文化领域党内法规在内的文化领域法治建设的制度体系，不断丰富和实现公民、市场主体的文化相关权利，持续发挥文化领域法治建设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在文化领域法治建设中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两种思想有机融合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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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内在联系、价值要求与实践路径

  谢金晶, 严雪雁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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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和高度凝练，为我国文化事业建设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与强大思想武器。公共文化服务是文化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基本型、保底型的现实地位，与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生活上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息息相关。因此，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质量与效益，是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持续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成果转变为人民群众切身福祉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冲击使社会诸多领域正在发生剧变，在此背景下，数字化转型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的全新模式应运而生。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健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理论知识体系提供了全新切入点，同时也为引导、优化实践发展指明了具体的细节要求，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一方面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政治引领性、人民性、实践科学性、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价值要求，另一方面从坚持党的全面政治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数字化供给、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数字化创新、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建构社会参与机制等维度为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转型指明了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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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犯罪视域下网络监控的措施定位及其法律规制

  贾健, 王博文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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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犯罪视域下，网络监控分为立案前网络监控与立案后网络监控，前者包括对公共数据的网络监控、对私人数据的网络监控和制止型网络监控；后者包括对社会管理数据库的网络监控和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网络监控。根据程序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鉴于各类网络监控的适用主体、适用方式、适用对象和适用内容等均有所不同，网络监控的措施定位及其法律规制亦不能一概而论。上述五类网络监控依次分别属于行政执法、技术侦察、技术侦查、一般强制侦查和技术侦查。目前我国相关立法对各类网络监控的法律规制存在诸多不足，包括措施定位缺失、适用限制笼统且不充分等。应以程序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为基础，结合各类网络监控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程度，为其设定不同的法律规制模式，完善其法律规制的不足。对公共数据的网络监控，应限定适用主体，划定适用内容、适用方式，增设审批制度，强化与刑事诉讼的程序衔接；对私人数据的网络监控，应明确适用范围，细化对所获材料的利用限制；制止型网络监控应在技术侦查立法中得以增加，并对其划定适用范围，明确适用条件、非法适用的不利后果；对社会管理数据库的网络监控，应在确认其合法性的基础上，限制适用方式，放宽适用审批；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网络监控，应在将获取非内容信息的此类网络监控定位为技术侦查的基础上，放宽对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审批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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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合约运行的风险集群与防治对策

  徐文, 李思奇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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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合约的合同缔结和履行模式不同于传统合同，加之其运行机制具有特殊性，故而产生了不同的风险集群。在缔约阶段，存在代码语言契合风险、代码语言修正风险、代码语言解释风险等风险集群。在履约阶段，存在合同解除风险、交易透明风险、条件判定风险等风险集群。在技术应用上，存在去中心化结构监管风险、合约代码安全风险、链外信息观测风险等风险集群。在风险防治上，通过事中提示-事后救济、层级化区分智能合约、文本合同桥梁等方式，可防范缔约风险集群；通过缩短或限制自动履行机制的期限、保障交易主体的被遗忘权、第三方+机器识别共同观测等方式，可防范履约风险集群；通过建立平台-编译人员-智能合约当事人三方监管机制、代码自救机制、代码并行化运行与共识协议、限制智能合约运行环境、增加第三方辅助观测等方式，可防范技术风险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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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游戏沉迷算法的法律规制研究

  黄竹智, 王之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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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技术的智能化精进，智能算法逐步应用于包括解决人类娱乐问题在内的诸多领域。网络游戏沉迷问题在智能算法对社会生活的量级影响变化下，也进一步向更多娱乐内容、更广人员范围扩散。以具身理论对游戏关系的生存、娱乐与资本的脉络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尽管数字时代人的身心的完全数字化契合了资本增值的逻辑，尽管已有立法和行政措施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沉迷进行了治理，但问题并非限于此。现有规制机制仍面临算法知识鸿沟和监管罅隙的挑战，个人亦被蒙蔽于自主沉沦的论调中，运行在算法基础上的网络游戏沉迷机制对普遍个体与社会造成的侵害日益加剧。针对横亘于立法机关、执法部门与市场主体间的问题，互联网算法管理规定触发的整体算法监管已成趋势。为应对网络游戏沉迷算法对个人权益、家庭关系及社会秩序造成的持续性影响，要着眼于充分激发权利、权力与能力的系统法治思维，依托网瘾侵权损害责任的构建，以公益诉讼机制弥补个体认知缺陷，并以算法行政能力的规范提升来填补监管罅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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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电商平台知识产权算法治理

  黄薇君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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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一代技术的勃兴，算法逐步成为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侵权治理的新型手段，且主要呈现为算法检测机制和算法通知机制，二者基于同一技术原理，属“同一事物的两个面”。算法技术的异化和滥用都有可能导致电商平台知识产权算法治理的伦理风险，从算法技术本体来说，建立模型、数据输入以及输出结果三个阶段皆存在一定隐患；从算法应用主体来说，成本考量、侵权责任规避以及利益诱导都会成为主体滥用算法的因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电商平台知识产权算法治理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应有举措。以技术伦理学“内在主义研究进路+外在主义研究进路”为逻辑思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电商平台知识产权算法治理的结合，可被提炼为电商平台知识产权算法治理整体的宏观切入点，以及算法“科技向善”、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电商平台自治权三个微观切入点，同时对应法治、文明与公正、诚信、自由及民主价值观。遵循“技术本身-技术应用”理念，进一步针对算法程序设计的三个阶段，建议将其纳入公共利益考量、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设立算法“反通知”程序，同时在算法运用限度上，目前应坚持算法过滤的非义务属性和完善恶意通知的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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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医疗数据的权属配置——基于公共信托理论的视角

  张步峰, 栗博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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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数据作为典型的公共数据资源，不愿利用、不敢利用、不知利用的现象成为制约医疗行业数字化和医疗数据科学发展的主要瓶颈，由此引发的“反公地悲剧”危机广泛存在于各地医疗机构以及卫生行政机关之中。当前，医疗数据权属存在的法律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包括法律规范的不完善和数据权属的不明确。因此，有必要借鉴“公共信托理论”的观点，用以回应医疗数据的权属争议，在以公民和国家为法律主体的公共信托关系中，合理配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平衡医疗数据之上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从而解决医疗数据开发利用权属不清的问题。在公共信托理论下，政府在医疗数据收集、保管和开发利用阶段，承担不同的公共服务责任，从而保障公民数据权利的实现。为了有效监督政府信托义务，需要引入外部监督来保护公共信托权益不受侵犯。通过建构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适当扩展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健全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内部举报机制等方式，有助于完善公共信托权益的行政救济制度，促进医疗数据资源在法治轨道下被有效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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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时代生态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调解

  肖峰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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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主义和消费主义是两种对立的社会思潮，在对待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生态主义以保护自然环境为旨归，主张即使不要发展也要维护好自然生态；消费主义则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和满足人的需求，主张即使牺牲环境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两者的对立从根本上刻画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不可兼得或无法平衡的关系，这种零和博弈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随着智能革命带来技术的划时代发展，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了智能社会。当人工智能的普遍使用使得智能化生产成为可能，人们就可以通过优化生产流程实时监控、调整工艺参数，精确控制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原材料使用，从而减少浪费和污染，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智能技术还使得智能化生活得以可能，在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持续提高消费水平，使消费带动生产的当代发展范式与生态保护的人类理念得到全面兼顾和共同实现。智能化的绿色生产、智能化的绿色消费及智能技术的直接环保效应，使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成为可以同时达成的目标；智能文明成为集合了消费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新型文明，使得生态主义和消费主义内含的合理主张得以兼容，从而使两者重构为互相促进的关系，充分展现出人类文明进入更高形态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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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基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理论思考

  姜英华, 孙涛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9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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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即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下，由于剩余价值率与资本有机构成之间存在确定性的关系，不断扩大的社会再生产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利润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由此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使得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呈现出新的趋势。随着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行为”的扩展，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新形式，其与传统的剩余价值生产共同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又因数字劳动的体量巨大，全社会被剥削程度大幅提高，进而导致数字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率与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更难以窥见。这似乎为资本主义利润率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反向”的可能，也为资本主义找到了“新生”的可能。然而事实上，即使利润率能够不降反升，数字劳动生产的一般数据也只作为生产资料存在，并直接投入扩大再生产，这并不能改变资本的运作逻辑，反而会进一步扩大资本积累，导致更严重的数字资本垄断。本质上，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为寻找新出路而创造出的新形态，最终只会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改变资本主义走向消亡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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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与空间的互构界面：数字劳动的逻辑结构及其样态变迁

  黄静秋, 邓伯军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1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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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空结构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性结构。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时间呈现出一种数字化形式。社会时间结构的数字化加大了数字资本家的时间权力，导致了社会时间的加速，深化了社会的加速生产逻辑，构建了数字劳动时间的快节奏，加速了数字资本的积累。社会时间结构的数字化不仅深化了数字资本家对数字劳动时间的全面规训，而且强化了其对“非劳动时间”的隐性权力的构序。社会时间结构的数字化构筑了“时空压缩”之态，导致了数字时空的一致性，达成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目的，从而强化了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规训性和剥削性。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空间结构，促使社会空间结构获得了一种数字化形式。社会空间结构的数字化极度压缩数字空间，使得空间距离不再成为数字劳动的限制，这推动了数字劳动的发展，但也强化了数字资本的规制力量。社会空间结构的数字化导致了数字资本的空间化，不断增强数字资本的空间辐射力，持续扩大数字资本的作用场域，深度规制数字劳动的发展图景。社会空间结构的数字化扩大了全球的数字鸿沟，强化了数字帝国的空间霸权，导致了数字劳动的异化，进而强化了“中心-边缘”的空间生产结构，彰显了数字空间的非正义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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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立场的发展与批判——基于文本中解构自我异化线索的研究

  王道林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11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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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时期的马克思虽仍处在“费尔巴哈的总问题”中，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态度却逐渐从坚定拥护转向隐晦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解构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并且对费尔巴哈宗教人本学批判的理论成果进行了进一步发挥，指出宗教背后代表着一个“颠倒的世界”,明确了哲学接下来的任务是批判“非神圣形象下的自我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对象性活动”的阐发，揭开了“异化劳动”的秘密，提出了以“共产主义”解构“非神圣形象下的自我异化”的设想。同时，马克思在哲学上通过“对象性活动”的创设，隐晦地表达了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立场上对黑格尔批判的“贫困”,重新肯定了黑格尔哲学中蕴含的“历史感”,用“对象性活动”的概念综合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与德国古典哲学中“活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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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碳”目标下加快推进我国绿色制造体系构建——基于市场化体系构建的角度

  王云平, 蒋安玲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12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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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技术和发展观念的进步，制造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发达国家以推动先进制造、绿色制造和能源转型等方式构建成熟市场交易体系，打造绿色、循环、低碳的制造业竞争新优势。我国围绕推进绿色制造示范、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推进制造业绿色化转型，已经基本构建了示范型绿色制造体系，制造业减碳效果明显，碳市场建设体系已迈出重要一步。我国绿色制造市场化体系构建面临四大困境：一是对绿色制造带来的市场价值认知存在偏差，认为绿色制造是一项“中看不中用”的赔钱买卖，重存量改造、轻增量发展；二是绿色制造的市场化激励机制有待完善，尤其是绿色技术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节能交易、用能权交易等市场化手段推进绿色制造的机制不完善；三是绿色产品生产和消费成本偏高，消费端拉动作用不足；四是参与绿色国际标准修订程度不高、引领绿色制造国际趋势的领军企业偏少。为增强我国绿色制造的市场激励，应当构建科学合理的绿色制造支持政策体系，实施门槛化、达标即入政策，完善绿色制造全产业链政策体系；完善绿色制造的市场化交易机制和绿色制造价值标准及评价制度体系，加快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和各地碳交易市场一体化建设；同步推进绿色制造供给端和消费端降本增效；推进我国绿色制造标准的国际对接，深化绿色制造国际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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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出口结构变迁：规律及启示

  张松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13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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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换挡到中高速增长，同时出口增速也开始放缓。在此种放缓趋势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得到凸显。文章系统分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出口结构的演变趋势，并着重研究了出口商品结构、加工贸易出口、出口多元化和出口技术复杂度这几个指标的动态特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口结构产生了重大调整，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具体而言，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逐渐下降，中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逐渐上升；“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逐步改善，相比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逐渐成为出口构成的主体；由出口相对单一的产品和目标市场转向更加多元化的产品和市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也越来越高，已逐步追赶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国内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国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出口可能会出现的特征和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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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社会餐饮类外卖App的品牌营销策略——基于SICAS消费者行为分析

  周超, 关凯元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15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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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线餐饮类外卖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同质化商业竞争“红海”的态势也正在形成，这种商业竞争态势凸显了在线餐饮类外卖App构建有效品牌营销策略的重要性。研究旨在基于SICAS消费者行为理论，探讨餐饮类外卖App在数字社会环境下如何制定具有竞争力的品牌营销策略。为了了解消费者行为产生及品牌营销的创新机会，研究采用了半结构访谈法对97名使用过餐饮类外卖App的目标群体进行访谈并对消费者行为产生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在不同行为阶段关注的品牌营销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在品牌感知阶段，消费者更关注更有效的品牌感知路径及产品优惠信息的优先推送；在激发兴趣阶段，消费者更关注品牌的差异化优势；在建立联系阶段，消费者更关注品牌形象及品牌传播的质量；在实际行动阶段，消费者更关注品牌信任度及个性化推荐的准确性；在产品分享阶段，消费者更关注品牌形象及服务质量的提升。基于以上消费者行为分析结果，提出了社交感知路径的内容营销、基于品牌传播差异化话语优势、基于品牌价值迭代的顾客关系、基于消费决策引导的辅助推荐、基于品牌形象维护的餐饮类外卖App的品牌营销策略。本研究将有助于向餐饮类外卖App的品牌营销部门提供能够形成差异化竞争力的品牌营销策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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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电影的延宕机制、诗化现实与人本美学——以1980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包磊, 赵北辰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16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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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基于1970年代晚期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治举措与经济改革，1980年代的纪录片倚借据时而起的启蒙思潮、改革理念和人文精神进入了自在自为的勃发阶段。辩证来看，此种表述俨然有意忽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纪录影像一以贯之的体制特征、宣导功能和教育属性，并将纪录电影与电视纪录片的不同媒介呈现形式混为一谈。作为一个延宕既有惯性的影像与文化机制，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创作主体的纪录电影生产，前期迅疾回应时代和社会召唤，寓新闻于纪录之中进行“缝合”,其文本的文化启蒙、道德劝谕和人文关怀都有了产生的土壤；但也因“新时期”晚期剧烈的社会变革、文化转型和价值迁移，纪录影像在经受短暂的缓冲与基本的停滞后呈现为缺席的在场，成为被社会历史与文化美学所遮蔽的主体。因此，在时过境迁之后，于历史的回眸中探究这种先扬后抑又独具魅力的影像场域和文化范型，借以审视延续其时的中国纪录影像的生命体征与舒展状态，也就有了史学的必要与实现的可能；同时，1980年代的中国纪录电影蕴藏着丰厚的社会历史记忆、人文地理景观与文化美学特征，只因其狭小的文化圈层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而未能引起人们的注目，尚待学界更进一步地挖掘并进行更为精细的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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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演变、身份塑造与空间美学：藏族电影的地缘文化释义

  姚盛仁, 冯晓临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17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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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有关藏族电影的概念，学界各抒己见，出现了命名方式众多、定义范畴不一致甚至语义含混、重叠等现象。对此，有必要在地缘文化的理论基础上，探求藏族电影的通约性，对失焦的概念重新界定，对藏族电影作出清晰、统一的指称。地缘文化意义上的藏族电影以地理景观为标志，以文化生活为根本，充分展现了藏族人民的社会历史、生产生活和精神气质；地理景观与文化生活共同构成了藏族电影的本质框架。地缘文化视角跨越传统界限，将藏族电影视为广阔的文化艺术领域。从地缘文化的概念和方法论来看，藏族电影有着独特的空间美学，即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与精神空间相交织，作为叙事背景、叙事动因和叙事主题发挥作用，共同支撑起藏族电影的叙事逻辑。藏族电影不仅是少数民族电影或西部电影的一个子类，还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深厚艺术价值的独立类别。地缘文化研究为全面理解藏族电影内涵和价值提供了新视角，促进了全球对藏族文化的认知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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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视剧出海困境与策略探究

  杜莹杰, 谢宜彤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18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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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是承载文化使命、展现时代风貌、传递价值观念的重要文化产品，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文化载体。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电视剧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中国电视剧的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政策支持，为国剧出海“造船扬帆”,促进中外深度文化交流与互鉴；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语境差异和西方话语干扰，海外观众对中国电视剧常带有误解和偏见，形成跨文化传播壁垒，如何减少因误解、偏见而产生的发展阻力成为国剧出海议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通过深入分析当前国产电视剧在出海过程中的文化折扣现象，并以非洲地区为例，从三个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进行本土化译制和集束化传播，减少文化歧义，形成强大传播效能；发展合拍剧制作模式，将中国故事进行在地化表达，为中国电视剧出海构造丰富的非洲叙事；坚定中华文化立场，创新电视剧叙事手段，构建独具特色的叙事体系。以独特的影像符号系统促进跨文化叙事的展开，不断优化新时代国剧出海整体格局，为提升国产电视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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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思政课高质量发展——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教指委2024年专题会会议综述

  范春婷, 许薇, 尹诗涵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6):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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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2024年10月20日，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教指委2024年专题会暨“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思政课建设”学术研讨会在重庆邮电大学召开。学者们围绕“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思政课建设”主题进行广泛交流、深入探讨，形成了一些独到的思想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