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基于1970年代晚期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治举措与经济改革，1980年代的纪录片倚借据时而起的启蒙思潮、改革理念和人文精神进入了自在自为的勃发阶段。辩证来看，此种表述俨然有意忽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纪录影像一以贯之的体制特征、宣导功能和教育属性，并将纪录电影与电视纪录片的不同媒介呈现形式混为一谈。作为一个延宕既有惯性的影像与文化机制，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创作主体的纪录电影生产，前期迅疾回应时代和社会召唤，寓新闻于纪录之中进行“缝合”,其文本的文化启蒙、道德劝谕和人文关怀都有了产生的土壤；但也因“新时期”晚期剧烈的社会变革、文化转型和价值迁移，纪录影像在经受短暂的缓冲与基本的停滞后呈现为缺席的在场，成为被社会历史与文化美学所遮蔽的主体。因此，在时过境迁之后，于历史的回眸中探究这种先扬后抑又独具魅力的影像场域和文化范型，借以审视延续其时的中国纪录影像的生命体征与舒展状态，也就有了史学的必要与实现的可能；同时，1980年代的中国纪录电影蕴藏着丰厚的社会历史记忆、人文地理景观与文化美学特征，只因其狭小的文化圈层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而未能引起人们的注目，尚待学界更进一步地挖掘并进行更为精细的探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