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各类腐败行为，吹响了持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集结号”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共产党人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显著提升。但近年来，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例中，仍然发现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理想信念不坚定的问题。加强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教育，持续推进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需要明晰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坚定性的衡量标准，澄明理想信念不坚定的问题症候与成因。政治标准、人民标准、作风标准共同构成了衡量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坚定性的多维标尺，为检验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提供了可对照、可参考的“范本”。分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例“判词”可以发现，理想信念不坚定的问题症候表现为求神拜佛问卦迷信化、政商勾结权钱联姻化、操控选人用人帮派化、以权谋私权力家族化、生活作风堕落糜烂化，成因在于思想防线失守、家风不严不正、制度存在漏洞、法治建设不足。为此，应从强化主体认同、注重环境培塑、推进制度完善等维度综合施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探寻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有效路径。

<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研究阐释信息法学研究1.人工智能立法问题研究2.数字经济法律保障研究3.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法律机制研究4.智慧治理法治问题研究5.涉案虚拟货币处置问题研究6.信息安全监管法律问题研究7.数据知识产权法制问题研究科学技术与哲学:网络社会(数字社会)、智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研究

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传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占据了百余年党史精神长河的核心要地。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叙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飞跃、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促进人的现代化等多重维度，深化了对伟大建党精神真理意蕴、实践内核、价值旨归的多元认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推进民族复兴的历史自信、精神主动和政治定力。科学把握伟大建党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提升党的建设效能巩固领导核心、涵养人的精神世界凝聚复兴伟力的重要价值，能够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充足的干劲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展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应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扎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赓续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直面问题、敢于斗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光大伟大建党精神，推动中国精神资源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效能，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网络民粹主义通过在网络空间宣扬民粹式“平等观”“民主观”“文化观”“人民观”“心理观”来异化共同富裕战略、唱衰全过程人民民主、解构民众文化自信、误读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煽动群众产生极化心理，企图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民粹主义生发背景广泛、组成要素多元、主要议题具有迷惑性，复杂的本质特性是其产生影响的主导因素；算法时代的技术赋权与规则重塑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格局，成为网络民粹主义传播的“助推剂”;网络民粹主义传播转向方式隐蔽、隐喻难辨、受众广泛的图像化叙事，加剧了传播强度、增强了辨别难度、扩大了影响宽度。应对网络民粹主义，要把握其生发与消解规律，通过宣传教育引导民众认清社会矛盾的暂时性、技术赋权的两面性以及部分自媒体的煽动性，用科学理论消除网络民粹主义迷雾；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建立网络信息传播预警机制，构建网络思潮治理“联防联控”机制，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日常巡视监督机制；培养网络意见领袖引导正向舆论，提高网民的图像化素养，形塑并及时更新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图像资源，有力回击网络民粹主义的图像化渗透，牢牢掌握信息传播主动权，切实筑牢意识形态阵地。

用户在接受网络平台服务的过程中，不仅提供了个人信息，还源源不断地产生了行为数据，却没能从中获取收益。个人为何应当与数据处理者共享收益，又如何进行共享，是当前个人数据收益分配制度的重点问题，亦是建立健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中的重要一环。然个人参与数据收益分配虽有政策基础，但在理论上研究不充分，实践中落实不到位。个人数据收益权的提出有助于化解个人参与数据收益分配无据可依的困境。厘清个人数据的基本范畴是提出个人数据收益权的前提。因个人数据与个人信息的外延不一致，且个人数据具有独立性及强财产属性，其涵盖个人信息数据与行为数据，故而不等于个人信息。受制于个人数据财产权益保障制度的缺位及现有数据收益分配方式的匮乏，个人的数据财产利益期待难以充分实现。但个人不仅是个人信息数据的来源者，也是行为数据的生产者，此双重身份决定了个人对自身所作的贡献应当有所回报。个人数据比个人信息更加复杂的特点决定了不应将其财产权益配置给单一主体。个人数据源于个人而产生，且最终应用于个人或包含个人的群体。依据个人数据与数据主体的联系程度和使用方式这两项分类标准，可以将个人数据分置于四个象限，并于不同象限里搭配差异化收益权实现方案。

比例原则源于公法，但目前逐渐在私法领域得到适用和扩张。在网络平台“守门人”大量处理个人信息并极大影响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将比例原则适用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尤为正当，这与其宪法地位的影响力以及维护实质公平与利益平衡的本质有关。首先，在法理依据上契合个人信息权利的相对性；其次，能够平衡力量失衡的个人信息法律关系，保障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利；最后，能够保障因信息化生存而被迫让渡的个人信息权利，理性限制易被滥用的个人信息处理权力。比例原则适用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虽然有充足的立法依据，又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利益衡量提供分析工具，但具体适用中仍存在诸多困境：首先，内涵构造上存在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且分析框架与逻辑上存在一定分歧；其次，立法中存在法律规范之间衔接不畅、比例原则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未得到凸显等问题；最后，司法实践中，存在法官对比例原则理念认识不足、论证不严谨、审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因此，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规范构造需要完善：首先，在法理规范上明确比例原则的内涵构造，并采取“目的-关联性(适当性+必要性，必要性+均衡性)-效果”的两层框架分析逻辑；其次，在立法规范上，在立法宗旨与目的中融入比例原则内涵，将其整合并设立为独立的基本原则，在具体规则中分别规定其适用范围与排除情形；最后，在司法规范上细化和完善比例原则的适用规则。

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结果一般会形成有价值的数据集，并进入数据市场交易。为调节各方利益，将比例原则引入个人数据交易法律行为不仅具有可行性，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该领域是否存在“禁止过度”的情况进行诊断和分析，在捍卫私法自治价值的基础上，平衡各主体的权利和自由，可以推动个人数据交易法律行为在理念和制度层面的更新，培育数据交易市场与服务生态。一方面，为进一步明确国家干预个人数据交易的边界，可引入比例原则对个人数据交易法律行为的效力进行诊断分析。另一方面，为培育“公平、诚信”之数据交易市场，法律应当合理平衡个人数据交易市场中各参与方的利益，并在个人数据侵权损害赔偿中引入比例原则之均衡性原则予以适当调整。比例原则以其动态的形态优势契合了数据交易流通的动态特征，此乃以原则确权的法律范式转型。但由于比例原则并没有提供明确的判断标准与适用方法，法院即使考虑了所有主客观因素，也面临适用难题。为减少比例原则在个人数据交易法律行为中适用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有必要拓展出比例原则的效力裁判规则与赔偿裁判规则。在效力裁判中，比例原则的三个子原则各司其职；在赔偿裁判中，均衡性原则需通过情节得以细化，并配合“事实问题商谈模式”以辅助司法裁判。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是由信息处理者通过相应技术对自然人的生物特征、行为特征进行处理，从而实现对特定个人进行识别的信息。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具有唯一性、可识别性，其识别功能高效便捷、准确度高，故被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极大方便了社会生产及生活。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因其价值被不断发掘而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资源。信息处理者想方设法地挖掘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潜在价值，对其非法过度收集、加工与使用，导致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侵权事件日益频发。作为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侵权形式较为隐蔽、损害后果严重。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侵权对信息主体造成的损害既包括财产损害，也包括非财产损害；非财产损害既包括传统的损害即人格权益损害，也包括无形损害。因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侵权而产生的“风险与焦虑”是一种无形损害，这种损害使得信息主体被欺诈和歧视的风险增大，往往使信息主体陷于恐慌之中。法律应当承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侵权中的无形损害，并将其纳入精神损害赔偿之中；应适当放宽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中对“严重程度”的限制，并且考虑受害人受到损害的情况、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以及侵权范围、后果等因素，合理判断损害大小，以明确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损害赔偿的范围。

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允许公众在特定条件下自由使用数据，这种使用利益因符合法权特征而构成使用者的权利。面对数字经济时代的现实需求，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因自身理念契合现有法律和政策精神，能够有效释放数据价值、平衡多元利益、促进公平正义、增进社会效益而具备充分的正当性基础。考察立法、司法实践后发现，我国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规范层面暂未出台统一的数据合理使用规定。部分地区在数据治理过程中率先提出数据合理使用理念，探索出数据合理使用的初步形式，形成有益的实践经验，但仍未能满足实际的数据流通需要。究其原因，现行制度还存在统一规则缺失、适用标准不清、配套措施欠缺的问题。为充分激活数据合理使用制度的功效，未来应在已有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出台统一的数字经济促进法，以专门条款的形式将数据合理使用制度纳入其中，规定基于个人研习及公共利益需要，可对已公开的非敏感、非核心数据进行合理使用，但使用行为应以合法、正当、善意、安全的方式进行，并限于刚好满足目的的必要程度。同时，以信息披露、执法、司法、企业合规机制为抓手，推动数据合理使用规范有效实施，辅以完备的配套措施做好制度衔接，激发数据开放动力，增加公共数据资源供给，打通数据合理使用链路，助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作为“社会风向标”和“风险预警器”,青年群体的心态变化携带着社会变迁所浸染的时代烙印，是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关键切口。当前青年的社会心态植根于当今特定的时代语境，因受到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而呈现出鲜明的代际性特征，具体表现为进取与逃避共存、期许与彷徨同频、区隔与趋同交织的复杂样态。从总体上看，当前青年社会心态的主流态势向上向好，青年对国家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对个人生活怀有美好憧憬。但与此同时，负面心态的生成与显现也容易诱发堕落式颓废、宣泄式参与、病态式追逐和广场式狂欢等潜在风险，造成青年理想信念遮蔽、伦理道德失位、趋利欲望膨胀和精神世界荒芜，对青年成长成才和社会长远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些风险变量的产生是时空压缩的文化堕距、技术工具的推波助澜、多元思潮的喧嚣涌动和商业市场的介入宰制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此，必须统筹兼顾、多措并举，通过完善制度安排、注重人文关怀、建构精神支点和加强自我充电，在创设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营造和谐包容的社会氛围、涵养踏实奋斗的意志品格和提升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中培育青年积极的社会心态，促使他们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

青年是最具活力的消费群体，进入数字时代，社会环境、技术环境、文化环境的变化造就了青年群体独特的情感消费景观。在数字技术赋能下，青年被激发和调动起更广泛的情感需求，而满足情感需求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情感消费。在很多情境下，有些青年在消费时看重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是其情感价值；他们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物质需要，而是为了获得情感支持。数字时代青年的情感消费愈发活跃，并呈现出治愈性消费、补偿性消费、猎奇性消费、情怀性消费和表演性消费的新趋向，反映了隐匿其后的深层问题。在资本、技术和媒介的共谋下，部分青年的有限需要被无限欲望所代替，真实情感被虚拟情感所模糊，理性沉思被感性刺激所挤压，情感消费日趋欲望化、虚假化、娱乐化。从消费目的上看，其情感消费不是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是满足无限膨胀的欲望；从消费过程上看，其情感消费并未优化情感体验，而是加剧了情感危机；从消费效果上看，其情感消费并未促进精神富足，而是加剧了精神空虚。克服数字时代青年情感消费异化问题，必须坚持主体提升、对象优化和环境重塑的三维共创，通过培育理性健康的消费主体，提供品质优良的消费对象，营造风清气正的消费环境，促进青年情感消费健康发展。

在当今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浪潮中，榜样不仅是时代精神的灯塔，更是社会进步的强劲引擎。然而，随着资本逐利的市场运作、消费主义文化的强势渗透，加之社会交往中不平等现象的凸显，使得榜样宣传往往陷入单向灌输、脱离民众的困境，榜样形象逐渐边缘化、叙事方式趋于理想化，难以深入人心。“饭圈文化”的异军突起，以其强烈的粉丝效应、现代市场运作模式以及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的倾向，使传统榜样的光芒在喧嚣中黯然失色，导致传统榜样在年轻一代中的影响力和认同感日趋减弱，对传统榜样文化造成新的挑战。为此，亟须深刻反思并全面审视传统榜样被弱化的缘由，从以法治序、以文培元、以情动人等维度出发，采取有力措施治理“饭圈文化”乱象。应提高法治监管水平，净化网络环境，为榜样宣传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加强榜样文化引领，挖掘并弘扬契合时代精神的榜样事迹，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注重情感共鸣，创新宣传方式，构建主体间性模式，让榜样故事更加贴近人心，充分激发公众的认同感与效仿意愿。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传统榜样复归与重塑，使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刻变革，极大提升了用户体验，为生活增添了便利，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潜在风险。这些风险源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难以实现有机统一，其影响不仅关系技术发展本身，更触及社会伦理和法律规范，重要性不容忽视。文章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分析了人工智能带来的四种潜在风险：虚假信息易导致公众对信息产生误解，隐私侵犯对个人基本权利构成威胁，数据偏倚可能加剧社会不公与歧视，以及不可解释性增加了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随后，对比了美国、欧盟、新加坡等国家和组织的人工智能监管模式，并展开比较分析，指出了每种模式的优势与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动态政企合作框架的人工智能风险试探性治理策略，旨在通过构建动态合作框架实施试探性治理，推行迭代政策制定，提升企业灵活性与适应性，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以此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积极健康发展，从而有效控制风险。国际社会需共同努力，推进治理方式创新，促进人机和谐共生。在这一进程中，我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贡献自身力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数字经济时代，隐私政策是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第一道防线”。本研究基于用户视角，旨在探究隐私政策的用户感知满意度水平。首先从政策可达性、阅读友好性、用户互动性、告知明确性、权利完整性、信息安全性等六个维度搭建指标框架，再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确定指标权重，借助二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判定隐私政策用户感知倾向的语义隶属度，进而建立基于语义隶属度模糊推理的用户感知测度算法。在此基础上，选取以头部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平台作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平台热度与隐私政策用户感知满意度未呈现正相关关系，且在阅读友好性方面普遍表现欠佳；第二，模糊告知会致使用户同意缺乏自主性，而冗赘告知又会增加用户知情的时间成本和专业门槛，如何平衡隐私政策内容的精细度与用户可理解性成为当前数字平台亟待解决的难题；第三，为提升用户对隐私政策的感知满意度，避免隐私政策流于形式，需从创新展现形式、建立分级授权机制等方面加以优化，同时注重发挥头部企业在行业规范中的引领作用。本研究为数字平台制定和完善隐私政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

本研究聚焦国内数字藏品市场，探究数字藏品的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并构建了影响机制模型，以探讨数字藏品市场未来发展方向，推动数字藏品为文化赋能。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通过微信和腾讯会议平台对有过数字藏品购买经历的用户进行访谈，采访内容包括NFT数字藏品的认知渠道、购买动机、吸引用户采纳的特征要素、主要参与平台、平台选择标准以及宏观政策关注度等，最终收集到19个有效样本，访谈文本近4万字。基于程序化扎根理论，对文本数据进行编码分析，提炼出藏品因素、平台因素、环境因素、个人因素、心理因素和满意度因素等6个主范畴以及18个子范畴，并据此构建数字藏品采纳意愿的影响机制模型。研究发现：一是藏品因素、平台因素、环境因素、心理因素中的内在需要与从众心理，以及个人因素中的兴趣爱好，均会通过影响满意度因素，进而对数字藏品采纳意愿产生影响；二是心理因素中的风险规避、风险偏好，以及个人因素中的个人能力，会在满意度因素对数字藏品采纳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本研究初步构建了数字藏品采纳意愿的影响机制模型，为数字藏品价值评估提供了参考，也为明确数字藏品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建议。

近年来的青年亚文化借助网络平台得到了空前广阔的发展空间，2023年下半年爆火的舞蹈“科目三”更是彰显了青年亚文化强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借助大众文化研究中伯明翰学派的“抵抗与收编”理论，考察舞蹈“科目三”的成功出圈，通过超越国界、圈层的全球共舞现象及其线上、线下引发的资本介入和流量变现等利益考量，可以探究其作为青年亚文化面向主流文化自我主体建构的“弱抵抗”姿态和泛娱乐转化。与亚文化理论的“打压”和“对抗”的原初性解释相比，舞蹈“科目三”引发的全球狂欢客观上说明了在当代语境下，主流文化的某种方式的“收编”非但没有阻断其发展或者说给舞者带来毁灭性打击，反而以纠偏的方式帮助它们实现了更广泛的传播，足见青年亚文化群体的所谓“抵抗”并非直指阶层差异，而是特殊时期面对特定境遇的一种自我宣泄和“呐喊”;同时也表征着主流文化的“收编”不一定就意味着青年亚文化的覆灭或者异质因素的消失，反而会在正确的引导和助推下成为其健康发展的催化剂。

网络平台中信息主题在时间序列上的演化具有周期规律性。基于今日头条平台，采用功率谱分析、决策树等方法，考察网络平台主题的周期长度如何影响主题触发能力，结果表明：主题周期长度能够影响主题触发其他主题的能力，且具备显著的预测效力；多数主题具备1周、1/2周、1/3周等不同周期长度，且共同构成了今日头条平台三大主频；对主题触发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的15种周期长度中，1周、1/2周、2/5周、1/3周这4种长度具备正向促进作用；对主题触发能力存在抑制作用的周期长度，大多不属于高频次出现的平台频率；能够显著影响主题触发能力的周期长度，无论是起正向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的，均为短周期长度；从预测角度看，1/2周及接近1/2周的周期长度在影响/预测主题触发能力时，具有明显的重要性。概言之，上述周期长度的特征，可对主题触发能力起到一定的预测作用，且逻辑回归的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F1均在0.8左右。

短视频是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手段，探讨“中国故事”短视频国际传播效果的影响机制意义重大。以YouTube平台上34个“中国故事”短视频为研究对象，借鉴“启发-系统模型”,从情境和内容属性层面提炼出7个条件变量，运用定性比较法分析“中国故事”短视频国际传播的影响因素及组态路径。研究结果发现，能够有效提升传播效果的路径主要有三种构型：软性话题的精准营销型、硬性话题的共情叙事型和多元话题糅合的民间叙事型。其中，软性话题如美食文化类主要通过精准内容营销来吸引海外受众关注；硬性话题如政经科技类视频，通常借助主流媒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再结合实况展示和情感共鸣式的叙事技巧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而多元话题糅合的民间叙事型则借助国内外自媒体的力量，将不同类型的中国元素融合进去，利用多语种字幕和特色文化符号构建起跨越国界的交流桥梁。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未来应坚持官民话语合作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关系搭建思维和网络营销思维，从信息接触和信息认同两个维度，着力提升海外受众对“中国故事”的感知与理解，从而实现文化共情和价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