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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37卷, 第01期 
刊出日期:2025-06-30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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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汪亭友, 刘月红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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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交往实践出发,深刻分析了生产力推动下民族区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演变进程,形成了科学的世界历史思想,为人类正确研判世界发展趋势、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既充斥着剥削和对抗,具有自身发展的限度,又创造了丰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人类迈入共产主义世界历史奠定了现实基础。广大无产阶级应联合起来,既要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又要在实践中讲求策略性,尊重多样性。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科学捍卫经济全球化趋势,着力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致力于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阶段性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远谋划,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宽广的理论视野、深厚的天下情怀和强烈的时代担当,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加强理论阐释、团结正义力量,坚定不移地推动落实。
  • 赵丁琪, 龚云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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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追求价值增殖是它的本质属性。这决定了资本既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也具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对资本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本逐利性所带来的消极和负面影响也逐渐暴露出来,在某些行业、某些领域中出现了资本无序扩张的情形,并造成了一系列后果。这些后果既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也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要在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理资本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着力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 王永友, 蒲友桢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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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但由于受到各种“左”和右的错误政治文化影响,及至延安整风前,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还未完全形成。延安整风运动同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政治文化展开了激烈斗争,清除了庸俗腐朽的党内政治文化,形塑了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成为党内正确政治文化形成的根本标志。开展延安整风运动的原因在于,党内长期存在的不良政治文化尚未根除并严重影响党的革命事业。针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政治文化,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采用理论教育、调查研究等整风方式,坚持破立并举,塑造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党内政治文化。延安整风不仅形塑了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和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还塑造了我们党良好的政党对外形象、正确的政党理论形象和优秀的政党队伍形象。
  • 于学强, 王慧芳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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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共一大党纲首提“监督”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发展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基于对形势的认知分析、政党的自我定位和共产国际与俄共(布)的影响,党内监督制度带有一定的零散性,在呈现单一化、任务型与集中性特点的同时,也约略呈现体系化发展态势。此时期党内监督格外关注纪律建设以保证党的统一性,同时强调发扬自我批评精神和实行党内民主监督,在上下级党组织方面,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在党组织与普通党员方面,强调党组织对党员的规约性;在党组织与党员干部方面,强调党组织监督的重要性和相关程序。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开启了相关制度建构之先河,配合了党的历史任务并推动了革命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党内监督必须着眼于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其次,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必须走法治化道路,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贯通、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对接;最后,党内监督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创新方式方法,不断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实现监督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 梅根·理查德森, 邓浩迪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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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现了数据分级分类治理的思想。该立法区分了一般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并为敏感信息的处理制定了更严格的规则。“特定身份信息”首次出现在敏感个人信息的列举项中,立法及相关说明尚未阐释此类信息的概念及其与敏感个人信息一般表述间的逻辑关系。同时,学术界对“特定身份信息”缺乏关注,既有理论成果中存在将此类信息与身份信息、身份证件信息相混淆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厘清“特定身份信息”的定义并明确其判定要素,将有助于敏感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适用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特定身份信息属于身份信息,其界定以揭示“身份信息”之含义为前提。身份信息指基于自然差异或社会差异而产生的与自然人有关的信息,包含种族、性别、民族、职业、政党成员和工会成员等内容。特定身份信息由某几种身份信息组成,极有可能揭示个人身份全貌。特定身份信息与身份证件信息都是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但它们的内容不同:前者的为个人身份本身,而后者的仅为个人身份的标识。个人身份信息与敏感信息为交叉关系,前者是否因信息风险维度达到权益侵害“高风险”标准而成为特定身份信息,需要结合信息性质、信息主体、处理目的和信息处理者四个场景要素进行综合判定。
  • 李仪, 郎书林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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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信用数据是包括个人信用信息及其通过算法处理而形成的信用产品的集合。智慧服务下,个人征信平台将用户个人信用信息处理为数据产品,进而向用户供给,便于用户提高信用能力并获得收益。然而,平台基于片面逐利的有限理性,破坏数据产品可用性与可靠性等安全要素,从而降低了用户对智慧服务的价值感知度和参与度。对前述风险的应对应有利于稳定用户收益预期,进而赋能于服务开展及征信等产业发展,关键在于协调和实现主体需求。立足于服务背景下的数字生态体系中数据安全、用户收益、服务提质等需求间的强关联,应用协同治理理论,建议平台发挥服务中的关键节点作用,拓展平台理性,与用户协同应对风险,从而通过保障用户收益来提高其对服务的价值感知度和参与度,进而促进产业发展。依据前述对策,个人信用数据的安全风险协同治理应当由平台主导:通过管理协同,回应各层级需求、优化各层级权限,促使内部各层级合作、提高数据安全管理及产品供给的效率,创造收益条件;通过协同决策,强化用户参与个人信用数据安全治理决策,拓展知情范围、引导用户参与,由此实现收益;加强服务协同,配合用户监督并拓展自身理性,提高产品可靠性、增强产品可用性,从而保障收益。
  • 汤喆峰, 胡启凡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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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展示用户IP属地是我国当前实践中各大网络平台的通行做法。考虑到近几年来“个人信息”的法律概念演进趋势,部分场景下的用户IP属地也构成个人信息,故有必要检视网络平台的展示行为是否合法。经分析,展示用户IP属地既不是履行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所必需,也不是为公共利益而实施的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更不是在合理范围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及《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第12条并不足以作为网络平台展示用户IP属地的合法性依据。为修正用户IP属地展示行为的合法性瑕疵,同时更好地保护用户的个人合法权益,网络平台首先应当以场景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和用户类型是否属于个人、有无营利性、可识别性、是否已成年等为标准进行区分性展示。在此基础上,还应当合理设计展示用户IP属地的细化流程,至少包括优先适用告知同意规则、甄别用户主体是否为个人、判断场景是否具备公益性、筛选需要特殊保护的用户以及启用限制条件以引导用户等环节。此外,还有必要从便捷性、交互性、高效性和正当性等方面持续完善用户申诉等内部救济途径,以更加完善的行政监管和司法救济机制来强化外部监督,最终促使展示用户IP属地能够成为一种合法、高效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生态治理手段。
  • 孟醒, 曾祥铭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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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字经济视阈下,大众App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时常发生,对国家安全和公民个人权益构成影响,理应予以重视。文章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筛选了102份涉及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纠纷的民事判决书,并对其中的抗辩理由与裁判结果进行数据化分析。其中,抗辩理由主要涉及电子协议的知情同意原则、不存在侵权事实以及未造成实际损害三种情况;而在裁判结果方面,补救措施视角下的赔偿损失概率相对较小且金额较低,隐私协议视角下的胜诉率和获赔率存在不合理差距。肇因于此,文章结合具体案件,深入剖析了App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案件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包括“知情同意”原则在实际应用中趋于形式化和概念化,使得其落实困难;同时,针对个人信息泄露后的责任追究,面临责任主体不明确以及追责结果不明确的困境;此外,囿于风险预防意识相对薄弱,尚未建立健全有效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来遏制App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乱象的迭生。为了针对App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引发的问题进行有效治理,首先应聚焦于打破App“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壁垒,具体包括充分告知用户收集内容、构建用户信息退出机制、配套恰当的信息收集同意类型等措施;其次,构建“收集责任制”以明确责任主体,并逐步推动公益诉讼的应用以解决追责难的桎梏;最后,在公益诉讼程序中完善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强化风险预防与侵权警示。如此,有助于协调好数字经济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的交互价值,对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数字中国具有深刻意义。
  • 张龙, 周雨婷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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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脸信息属于生物识别类敏感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密切相关。进入数字时代后,人脸信息的数据化让人脸信息的保护迫在眉睫。除法律规定外,作为敏感个人信息的一种,人脸信息的收集应当征得信息主体的同意,应当满足特定的目的、充分的必要性和严格保护措施三个前提条件。告知—知情—同意规则是个体自主价值在数字社会的一种时代表达,只有人脸信息收集者充分告知,信息主体才会对相关内容知情。人脸信息收集者对信息主体充分知情承担举证责任,知情可基于有效告知而推定产生的规则可以倒逼人脸信息收集者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同意的作出应当是单独、自愿、明确且能够撤回的,书面同意是单独同意的形式要求,强迫同意应当认定为不同意。同时,同意应当由信息主体书面声明或做出肯定性动作,沉默、预选均非明确的同意。同意是人脸信息收集的合法依据,是一种非典型的意思表示。一个同意仅限于当前特定的信息主体、仅基于特定目的而作出;目的改变的,应当重新征得同意。
  • 曹银忠, 何万燕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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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基于网络技术生存、网络空间生存和网络社会生存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一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以大数据为载体,加速了教育主客体间的交流互动,同时互联网的复杂变动性又加大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造成了一些网络迷局、群体谜团。较之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指向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矛盾在新形势下呈现出不一样的态势。从动静转化的视角看,技术的迭代使信息生产传播的速度加快,网络的深嵌使虚实环境融合的程度加深,开放的环境使客体思想波动的概率加大;从质量对比的角度看,在“质”上的对抗性矛盾和在“量”上的调和性矛盾共进共轭;从形神失衡的角度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供给模式和供给内容尚未实现主客体预期和需求的耦合。只有认清这些矛盾的态势,把握矛盾规律,追踪发展轨迹,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才能够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朝着更加健康和有序的方向发展。探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矛盾的存在样态,并提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思路和方法,既对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又是在网络空间深化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举措。
  • 谢俊, 舒莉娟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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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进教育数字化已然成为抓住信息技术革命历史机遇、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的迫切需要。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创新及广泛应用,教育数字化转型为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提供了崭新机遇,数字化赋能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对数字化赋能提出了内在需求。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多样化的科学内涵,学界分别从本体论、目的论、主体论、系统论和环境论等视角进行审视,并提出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呈现泛在化、精准化、数智化的基本特征。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为教育实践提供了新机遇,可提升受教育者学习自主性、增强教育内容的活化性、提升教育教学的互动性、增强教学评价精准性,同时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也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交锋、主客体关系异化、教育内容系统性被消解、虚实教育场景边界模糊、评价异化等风险挑战。探究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学界从育人理念、育人资源、育人手段、育人内容、育人环境和育人评价等多维度提出了发展策略。推进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需要关注其本质属性与基本目标,以及可行性路径。
  • 陈旭, 阮昆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11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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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思政是数字中国建设在教育领域提出的重要课题,是教育数字化战略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精准化、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推进数字思政建设在认知层面存在对数字思政的科学内涵和基本问题认识不足的新问题,在技术层面存在数字技术的双重性给数字思政带来的新挑战,在实践层面存在技术引领创新与实践机制滞后的新矛盾。高校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成才规律,主动破解困境、寻求突破。在认知层面,将数字思维融入“大思政”育人新格局。要积极主动拥抱数字时代,准确把握数字思政的科学内涵;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着力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需求。在技术层面,形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育人新生态。要准确把握数据价值,破除数字崇拜;要夯实价值根基,构建育人新生态。在实践层面,构建多元协同和智能高效的育人新模式。要在坚持多元协同育人格局、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共享数据治理体系、打造高质量育人新平台、提升育人主体数字能力方面持续发力。未来,高校要厘清教育数字化改革需求,努力将数字技术带来的环境变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助推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
  • 高盛楠, 刘超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1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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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社会生活的系统性变化。这种前沿技术的飞跃式进步极大地推动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党建工作的变革与创新,尤其是作为机器学习大数据深耕的最新成果ChatGPT的广泛应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建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前,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逐渐从网络化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在高校学生党建实际工作中,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优点,克服与消除在实际工作中因技术的“双刃剑”特征而带来的风险与隐忧,特别是要处理好当前高校学生党建工作中存在的基础数据集成度不高、传统思政工作协同创新度不够、评价体系科学性有待提升等问题。因而,前瞻性思考新时代高校“智慧党建”工作,系统性谋划技术的有效融入,整体性推进“智慧党建”活动,应该致力于构建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学生党建和思政工作充分融合的“一体两翼”的工作格局,着力于搭建基础数据集成平台、思想理论赋能平台、支部建设成长平台的集成系统,聚力于数字化平台的研发和内容建设力度,这不仅是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新选择,也是一项极富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活动,更是新时代大数据赋能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重要方式。
  • 张东, 杨蕊羽, 陈恒亮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13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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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党的领导与人民诉求同向前行。随着互联网技术在人民群众网络社会生活中的普及和发展,互联网空间成为展现社情民意、释放民众诉求的重要渠道与平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广开言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需要将党的群众路线拓展到网络,实现线上线下的联动,利用网络的便捷性,精准把握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通过网络化渠道能够更好地观民生、察民情、顺民意、集民智、聚民力,擘画网上网下同心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智慧,从而实现网上网下群众工作互动互联、人民要求与党的主张同频共振。网络群众路线利用网络拓展群众路线的工作范围、组织形式和实践路径,是不断继承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的产物,既传承着建党百余年来群众路线的经验传统,也承载着网络社会新的诉求与独特价值,是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做好新阶段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应然之策。丰富的实践经验、先进的数字技术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网络群众路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其在系统组织动员和优化服务质量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同时,网络群众路线在践行过程中也存在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网络素养不高、网络空间公私权边界模糊、工作机制尚不够完善等困境。有效践行网络群众路线,应当从主体维度上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素养与能力、价值维度上引领公私权统筹协同、制度维度上加强长效化机制。
  • 郑宝红, 刘琦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14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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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碳达峰、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政策背景下,ESG正在成为衡量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感的新标尺,越发受到企业和投资者的关注。全要素生产率被视为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研究ESG战略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进而赋能企业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ESG责任履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企业ESG责任履行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在使用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滞后解释变量后,结论依然稳健。融资约束和信息透明度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ESG责任履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下降而提高,高水平的信息透明度对ESG-TFP正相关关系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纳入企业、行业和市场层面特征的异质性检验表明,ESG责任履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市场化程度低的环境中更显著。研究结论总体证实企业ESG责任履行具有显著的经济提升效应,为促进企业履行ESG责任、政府和相关监管评级机构完善监管规则,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 陈婕, 赵梓西, 王丽娟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15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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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积极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并采用回归分析和面板门槛模型,探析绿色技术创新对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可显著驱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这种驱动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与时间异质性。在地理区位方面,四大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均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作用。其中,东部、中部以及东北部三个区域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最为显著,而西部地区的作用强度相对较弱。在时间方面,2010—2020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现稳步上升态势,虽然2016—2020年影响不显著,但仍呈现出促进效应。这说明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虽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在作用路径上,绿色技术创新可通过低碳减排这一路径促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同时,绿色技术创新与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基于低碳产出与低碳消费的双重门槛效应,且调节作用渐次增强。对此,应坚持先进制造业低碳发展的政策导向,积极适应新形势,重点关注节能减排与绿色低碳以及先进制造业新产品与新技术的发展,加速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和经济结构低碳化重组;积极推动先进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重点推动各类制造企业在制度、战略以及生产等方面的绿色转型;通过强化协同联动效应,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周俪, 沈鹏熠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16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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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商直播作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营销新模式,其持续运行离不开顾客的参与。然而,当前对于电商直播顾客参与行为的维度构成和形成机制尚不明晰。基于服务主导逻辑和价值共创思想,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电商直播顾客的访谈资料,提出了电商直播顾客参与行为的理论框架。电商直播顾客参与行为包括围观式参与、话语式参与和行动式参与三个维度,且不同的顾客在电商直播活动中的参与程度是有差异的,主要体现为其传播和分享信息、参与互动活动、人际交流等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所不同。而电商直播顾客参与行为的形成主要整合了来自电商直播平台(直播服务质量)和顾客(顾客能力)的操作性资源,通过影响直播中顾客的内在状态(社会临场感、自我效能感),继而影响顾客在电商直播中的参与行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电商直播平台、品牌商家和主播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电商直播相关企业提供决策参考。电商直播平台应利用数据驱动来提供个性化服务,不断优化平台设计,丰富社会线索的体现;品牌商家应围绕直播活动制定口碑营销策略,与顾客进行持续对话;主播则应注重对顾客参与行为的引导,为其提供所需的信息,并增强顾客的社会临场感。
  • 秦文珍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7(01):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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