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视阈下，大众App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时常发生，对国家安全和公民个人权益构成影响，理应予以重视。文章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筛选了102份涉及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纠纷的民事判决书，并对其中的抗辩理由与裁判结果进行数据化分析。其中，抗辩理由主要涉及电子协议的知情同意原则、不存在侵权事实以及未造成实际损害三种情况；而在裁判结果方面，补救措施视角下的赔偿损失概率相对较小且金额较低，隐私协议视角下的胜诉率和获赔率存在不合理差距。肇因于此，文章结合具体案件，深入剖析了App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案件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包括“知情同意”原则在实际应用中趋于形式化和概念化，使得其落实困难；同时，针对个人信息泄露后的责任追究，面临责任主体不明确以及追责结果不明确的困境；此外，囿于风险预防意识相对薄弱，尚未建立健全有效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来遏制App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乱象的迭生。为了针对App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引发的问题进行有效治理，首先应聚焦于打破App“知情同意”原则的实践壁垒，具体包括充分告知用户收集内容、构建用户信息退出机制、配套恰当的信息收集同意类型等措施；其次，构建“收集责任制”以明确责任主体，并逐步推动公益诉讼的应用以解决追责难的桎梏；最后，在公益诉讼程序中完善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强化风险预防与侵权警示。如此，有助于协调好数字经济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的交互价值，对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数字中国具有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