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习近平总书记完整提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内涵为“五个共同”，这一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是对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关于中华民族历史观内涵的基本精神的延续，是把“四个共同”并列论述和把“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单独强调概括的进一步升华和完善。2019年和2024年两次讲话的不同表述，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时遵循“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基本原则的深刻体现，也是对中华民族历史观内涵结构化发展的系统阐述。

<正>以“五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性与中国历史整体性的有机结合，反映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规律。辽金时期被视为中国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对此有些国外学者运用“单一民族国家”研究范式，从族群冲突与政权对立出发，极力夸大辽金政权与华夏王朝的政治文化差异，提出所谓的“二重体系”或“二元制”，将其归入与中国史并立的北亚史，认为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女真族建立的金朝都是征服中国的王朝，不属于“中国”。

<正>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在2024年9月27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等五个方面深入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从疆域、国家、历史、文化、精神五个维度深刻阐释了“五个共同”，这一重要论述系统概括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又一次创新，进一步拓展了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有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底色，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维范式的滋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红线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包括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多层面，内涵丰富。在具体实践中，要通过树立红线意识、健全研判机制、形成内外联动、加强能力素质等举措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转化为指导行动的强大力量。

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丰富的方法论意蕴。只有坚持问题导向，我们才能辨识、分析并破解潜藏于时代潮流之中的问题，从而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顺应客观发展规律，推动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就要自觉增强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理解，科学把握提出问题的基本思路，牢固确立分析问题的基本理路，自觉遵循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

共同富裕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原理。在共同富裕的内容上，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思想，明确提出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在需求的差异性与共同性的辩证统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仅肯定了人民追求富裕的自然需求，而且带领人民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和保障这一需求。在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方面，只有中国共产党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不变的初心和使命，并始终为之奋斗。

如何定位晚年马克思的学术身份和理论性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马克思作为始终探索人及其世界改变的思想家，他的问题与追求相对于哲学家、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而言，总是具有学科意义的超越性。如果刻意地把马克思打扮成“人类学家”，恰恰是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因此，理解真实的“晚年马克思”，需要重新审视晚年马克思面向人类学的主题和追求，辨析晚年马克思学术活动的整体“研究性质”，澄清晚年马克思与人类学学科间的内在关系，以还原晚年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性和超越性。

正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价值属性，从正义的维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开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正义的事业呈现出四重正义维度：从理论正义看，中国式现代化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克服了作为西方现代化观念形态的西方政治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呈现出真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特征；从实践正义看，中国式现代化依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结构，以强大的实践伟力推进公平正义有效落地，超越西方现代化遭遇的制度性结构性正义困境；从比较正义看，相较于西方现代化通过诸多矛盾危机暴露出来的非正义性，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制度实践领域展现出比西方现代化更为先进的比较优势；从全球正义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为推进人类现代化事业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对正义的崇高追求，有助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明人认知中的“极边”，多指距离统治中心极远的边疆地区，即极尽边疆之意。因受传统“夷夏观”的影响，极边与明代的族群关系产生了深层联系，变为明人认知中的“华夷”分界线。在明朝北部，极边指以长城为核心的北部边疆防御带；在明朝南部，极边指“番夷”杂居区。明朝采取灵活的边疆民族治理政策，北方地区形成以长城为核心的条状民族交融带，南方地区形成插花式的民族交融点，推动了明代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河州话是甘青河湟流域的通用语言，由于长期的民族交融、语言接触，河州话发生了变异。文章系统梳理、综合呈现四十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对河州话的语法、语音及词汇的研究成果，提出当前河州话研究在关注接触性的同时应关注其渐变性。

介休话中组合式的述补结构“V得C”非常发达，其使用一般要优先于黏合式的述补结构，很多在普通话中无法用组合式编码的述补关系在介休话中都可以用“V得C”结构来表达“。V得C”结构内部还有更为细致的划分，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句法表现，且与普通话存在较大差异。而组合式述补式之所以发达，一方面是因为介休话中的性质形容词本身就可以在句子层面实现陈述功能，另一方面是介休话“V得C简”结构不会产生可能补语与状态补语歧义的情况。

物质生态批评是生态危机背景下物质环境加速恶化和人类生态观念逐步改变的产物，物叙事、身体和环境是物质生态批评的关键概念。从对物、身体与环境的不同理解出发，阐明物质生态批评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突破。物质生态批评从人与物相互纠缠、互动共生的角度阐发了非人类、人类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基本关联。物叙事是生态危机在文本叙事之外的另一种表现方式，物具有叙事能动性，物质世界的变化叙述了非人类视角下的生态状况，破解了机械论世界观和物缺乏表现能力的偏见。多孔性和跨体性身体集中体现了人类的物质性，是连接人类与非人类和物质环境的中介，身体病变与环境恶化具有同构关系，从风险共担角度形成了人类与非人类命运共同体。环境不是人类的独有财产和行动背景，而是人类和非人类共同生存的公共地带，导向一种非人类中心的环境伦理观念。较之前几波理论，物质生态批评从后果与风险角度揭示了生态危机的现实性与紧迫性以及建构更包容的生态伦理的必要性。

幸福感的行为效应已逐渐成为幸福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然而，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幸福感的经济、生育和就业效应，对幸福感环保效应的研究还有待补充。鉴于此，论文研究了幸福感对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感对居民环保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幸福感通过提高居民的环保知识水平、增强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和扩宽居民的社会网络，促进了居民的环保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环保效应更明显；从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看，幸福感对高人力资本组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更大；相较于东部地区，幸福感对中西部地区居民环保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论文丰富了幸福感逆向效应的相关研究，为更好地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建立容错机制是优化创新环境、降低企业创新风险的关键举措。本研究以2005—2022年A股上市的“专精特新”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容错机制的角度出发，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检验容错机制在“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专精特新”企业双元创新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影响双元创新。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于容错机制的建立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三，容错机制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特别是它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更为突出。通过容错机制，“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的推动作用得到了有效传导。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能够模拟、增强和拓展人类智能的技术手段及应用系统，与人一起完成着“互构”与“互驯”，人也将演变成一种全时空的数智化存在。然而，人的全新存在样态使人展现出一种“新型的顺从”，趋向同质化发展，实践能力也在不断削弱。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需要以提升人的“否定”能力为起点来瓦解同质化“牢笼”对人的束缚，将感性素质培养贯穿教育全过程来帮助人摆脱对技术的依赖，以帮助人获得生命意义感为终极目标来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

文章以40年来国家层面关于老年教育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要素、政策工具和政策时间的三维分析框架展开讨论。研究发现，老年教育政策变迁经历了纳入国家退休制度管理的政策准备阶段、纳入老龄工作的政策探索阶段、纳入终身教育体系的政策发展阶段、作为独立教育体系的政策完善阶段。这一过程暴露出我国老年教育政策命令性工具占据主导，削弱了老年教育发展内生动力；激励、劝告工具不足，难以激发老年群体的教育热情；建设路径要素比例过重，挤占了其他政策要素发展空间等问题。为此，要合理搭配政策工具使用比例，适切关注老年群体差异性发展内需力；注重老年群体再教育的价值引领，营造发展老年教育良好的生态活力；有机协调社会资源的多元配置，激发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