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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第36卷, 第05期 
刊出日期:2025-06-30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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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倪志安, 康文龙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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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是指称散见于邓小平的一系列著作、讲话、谈话和中共中央相关文件等不同形式文本中的——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说,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它既是一种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怎样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党的思想路线”等重大问题的世界观学说,又是一种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分析解决‘左’和右的问题,尤其是‘两个凡是’新教条主义问题”的方法论学说。本研究主要是从方法论维度,探讨邓小平为何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的“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对毛泽东思想的认知、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认知”等客观根据,以及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实践标准’的方法”等两个基本方法。本研究认为,学习运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的方法论,对于理解把握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论”精神、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均具有重大意义。
  •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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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整体性研究2.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3.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4.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5.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研究7.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研究阐释信息法学研究1.数字正义与法哲学研究2.人工智能知识产权问题研究3.数据资产化与交易法律问题研究4.个人信息权利与义务研究5.数字社会的经济法律问题研究6.数据犯罪与数据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 符妹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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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促使人类从工业文明转向数字文明新阶段。随着文明数字化与数字文明化融合程度加深,数据安全、算法风险、人工智能伦理、数字监控等问题丛生。寻索应对数字化风险挑战的有效方案,是21世纪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人类共享数字文明的前提要求。在实践中,西方数字治理通过“政治结盟”制定数据流通、数字技术、数字贸易等行业标准,意图构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范本”和“数字模板”。稳固数字盟友的全球霸权,谋求独断性超额垄断利益,以数字治理之名行数字统治之实,难以为破解数字治理共识缺失、治理规则碎片化等难题提供可行方案。全球数字治理的中国方案立足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根基,倡导自觉参与的治理主体关系、“数字合作”的治理思维、“数字共识”的治理指向、“数字正义”的治理目标;基于共商共建协调差异性数字治理诉求,围绕德法兼治制定公平性数字治理规则,善用数字红利防范频发性数字安全风险,抓住数字机遇弥合扩大化的数字鸿沟等;基于共同意志和共性利益的数字治理契合点,寻求破解数字治理挑战的实践路径。它基于数字治理正义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探索,为应对全球数字治理挑战贡献了数字文明的新智慧和新方案。
  • 孙帅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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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关于中国的发展政策、发展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也吸引了众多海外学者的目光。从政治维度来说,海外学者分析了中国政治制度创新与改革的意义,研究了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效果,以及中国农村基层选举制度的影响和作用。从经济维度来说,海外学者探讨了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过程,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研究了中国的内驱型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优势与弱点。从社会维度来看,海外学界高度评价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步与治理成效,认为中国的社会治理成就显著。从国际关系维度来看,海外学界高度肯定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认为中国广大的内需市场具有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能力,并指出中国对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具有很大促进作用。海外学界从不同维度分析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其研究的主基调是中国的巨大成功。他们高度肯定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脱贫攻坚等方面的巨大成就。需要注意的是,海外当代中国研究中不仅存在对中国发展的客观性肯定评价,还存在着误导性建构,但是误导性建构改变不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事实,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将会被更多国家接受和认可。
  • 魏泽文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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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事与说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最终实现科学诠释的两个重要维度。一方面,叙事是人类的文化特征和感性的存在方式,体现着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对文化的记忆和传承以及关于自身的身份和意义。叙事通过共情与共鸣增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建立了话语的情感基础,让话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使人民更深入地理解和认同其中所表达的情感和价值观。另一方面,说理是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体现和文明进步的结果,反过来也对人类的前进和发展具有推动之效,它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探索真理、促进沟通、增进学习、保障决策,让人更客观地理解世界,超越个人偏见,使思维更加准确、科学。说理通过逻辑、事实等理论论证方式增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说服力、解释力和可信度,让人民对话语不仅“口服”,而且“心服”,建立了话语的理论基础。叙事不说理,会导致过度夸张、主观性强、理论性不足。说理不叙事,则会导致过于抽象、难以验证、情感空场。话语的诠释,不仅需要通过说理来解释和阐述其基本原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还需要通过叙事来讲述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实践成果。叙事与说理结合才能实现“情理结合”,让话语具有凝聚力和引领力,从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 周维秀, 宋小红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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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各界的批驳声中似乎已经偃旗息鼓,但其传播动向发生了由现实向虚拟、由显性向隐性的转变。历史虚无主义以新型网络技术构建的智能媒体平台为渗透环境,以网络意见领袖的助推为渗透渠道,凭借花式伪装渗入不同的网民群体,荼害民众的历史认知。这使人难以觉知,疏于提防,因此其危害性更胜以往,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故有必要在剖析成因与进路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论及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网络意见领袖合流的原因,舆论热点与现实利益相勾连为其渗透提供了耦合契机,网络技术监管层面的缺失、网络主体价值引领的缺乏进一步助长了渗透行为,网络意见领袖道德匮乏和素养局限导致的失范行径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在实践进路上,网络意见领袖主要凭借其在话语引导力、话语解释力以及话语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助推历史虚无主义跨层向外扩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诱发意识形态风险。对此,应当通过揭批错误思潮的谬论与宣传主流文化的观念铸牢民众的思想基础,通过培育复合型的意见领袖人才与组建主流的意见领袖队伍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通过培育网民的媒介素养与加强网络平台的监治清理网络空间,综合施策应对“合流”乱象,还网络空间一片天朗气清。
  • 杨小强, 孙于依然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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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以票控税”向“以数治税”转型的时代来临,电子发票是财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内容,在税收征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我国电子发票的配套制度不够完善,缺少涉税数据保护的具体规则。从概念界定、权力结构和责任与归责机制看,数据保护的一般性规则在电子发票涉税数据保护中具有局限性。电子发票的参与主体多样,适用环节逐步扩大。因此,在涉税数据传输过程中,应当平衡公共价值与私法权益保护,注重个人信息与商业秘密的保护。根据域外经验,在发展诸如区块链、云服务、智能合约等技术的同时,应当遵循技术中立原则:如欧盟在电子发票涉税数据保护中,遵循目的限制原则、比例原则和数据最小化原则;《瑞士增值税法》也规定了涉税数据保护规则。建议将涉税数据保护纳入立法考量,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发票管理办法》来保障涉税数据安全。
  • 杨东, 李暖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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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区块链技术及其衍生的加密数字货币正逐渐成为金融领域的一大革新产物。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加密数字货币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生态自治等特点,不仅为金融交易提供了新的模式,也给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监管架构缺失、基础设施不足以及监管手段落后等问题逐渐暴露,给投资者带来了潜在风险,也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构成了威胁。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下,打破美国经济霸权、推动经济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传统“一刀切”的监管政策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因而需要寻找更加有效的创新性监管方式,以适应加密数字货币的发展。为此,可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穿透式监管体系,遵循“基于一项技术核心、面向两类监管对象、坚持三项基本原则”的基本框架,其中技术核心指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监管对象包括参与主体与交易平台,基本原则分别为全面覆盖原则、风险为本原则以及技术驱动原则。在具体实施路径上,根据加密数字货币的流通性与接受度进行分层分类,引入链上实体发现、画像与异常交易发现以及异常交易追踪等技术手段,建立全球性的区块链监管网络平台,从而实现更加精细和高效的监管,确保加密数字货币市场的安全发展,为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
  • 陈哲立, 马一鸣, 黄尹旭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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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源于比特币的加密数字货币在技术进步过程中形成了基于分布式账本的架构共性,通过私钥验证即可自由转让。可编程分布式账本使得加密数字货币多样的用途与生态成为可能,并形成了以加密数字货币中介平台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加密数字货币的新型架构特征迥异于有价证券等纸质媒介和银行账户等账户资产,使得加密数字货币具备很高的流通性,其发行人和中介平台相互分离。加密数字货币金融资产属性增强,私法性质模糊化和融合化,催生了加密数字货币的新型金融风险。该风险具体包括:相较于发行人而言,投资者获得的信息不充分;中介平台可能不遵守受托人义务导致运营失败;市场可能被操纵甚至传导而波及传统金融市场;可能发生洗钱、逃避外汇管制等违法犯罪现象。由于规则导向的传统法律监管模式已经无力独自应对科技驱动的加密数字货币风险样态,因而需要引入技术驱动型监管共同建构双维监管体系。其中,法律维度包括发行人信息披露监管、中介平台审慎和行为监管、行业自律监管等规则;技术维度则需要基于链上实体发现、画像与异常交易发现、追踪与网络拓扑分析等技术,构建监管技术框架。加密数字货币中介平台可以具体实施和部署双维监管,发挥分布式账本自身特性实时收集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高效分析,从而发现监管目标、落实监管措施,最终实现以链治链。
  • 叶明, 周珊珊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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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假设不同,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消费者具有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自利性,消费者会受到经营者竞争行为的影响而产生行为偏差。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市场竞争中,经营者有意利用普遍存在的消费者行为偏差实施搭售、“二选一”、自我优待等垄断行为和促成独占垄断结构。利用消费者行为偏差使得垄断行为更为隐蔽和难以解释,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福利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传统反垄断执法中对行为违法性的分析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人”的假设上,存在不适应数字经济背景和不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局限性。理论层面,消费者行为偏差是经过研究证明的系统性理论,将其作为垄断分析的考量因素是补足传统反垄断执法局限性的有益之举;实践层面,引入消费者行为偏差来分析消费者客观行为与主观意识之联系、竞争效果,有其优势和独到之处,将其作为传统反垄断分析路径的辅助工具亦是可行之策。有鉴于此,将消费者行为偏差作为垄断分析的考量因素,有助于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好地分析经营者行为并认定其违法性。是故,建议在反垄断执法分析中引入行为经济学,考量消费者行为偏差对市场进入壁垒、行为违法性及反垄断救济措施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对策,以期实现反垄断法维护消费者福利之宗旨。
  • 何培育, 徐静冉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9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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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首次将数据纳入新型生产要素,数据权益的保护问题也变成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基于数据的复杂属性,欧美国家对数据权益的保护各有侧重。欧盟旨在探索赋权以外的数据保护方式,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和建立跨部门治理机构来规范数据市场。美国则以个人隐私权为基础,依靠市场机制下的自主交易,通过立法保障公共数据的开放利用。欧美均以激发数据交易活力、避免法律规制阻碍数据流通、顺应市场自由发展为主。对于欧美数据权益保护的经验,中国应批判地借鉴,注重解决数据本身及数据权益保护的复杂形态、数据权益错综复杂的内在结构和数据产权的排他性与内在价值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对此,可在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功利主义与激励理论以及莱斯格的数据财产化理论等基础理论之上,探析数据权益保护问题的破解之道。首先,厘清数据财产权益的规范构造,由公共管理机构依法授予相关商业主体有偿或无偿使用公共数据,促进行业领先企业与中小企业双向公平授权,构建个人数据银行。其次,健全数据产权的相关立法体系,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最后,创新政府监管与鼓励创新机制,参照欧盟做法,构建跨地区、跨部门处理机制,在数据自由流通、利用与数据权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 李钰阳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1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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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视觉文化时代,人们认识、感受与想象世界的交互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更深层次上重构着人们观看自我与观照世界的价值观。可以说,视觉文化已然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内蕴着影响人们精神成长与意义建构的价值判断与存在样态。面对视觉文化世界的兴起,增进主流价值观认同必须有新的应对思路。这就要求,在本体论上善于把握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化建构机制,明晰其图像符号-图式符码-文化意象的生成意理,旨在触发受众快乐原则下的瞬时情感认同,引导现实原则下的抽象理性认同,最终形塑理想原则下的坚定信仰认同;在认识论上全面理解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化阐释机制,在对道器之辨、言意之辨、情理之辨的经典核心命题的回答中全面理解视觉化物质与精神对象的存在方式与状态,增强视觉文化时代下主流价值观认同的凝聚力与穿透力;在方法论上发挥好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化叙事机制,运用表征与交流的解读方式创造视觉世界、隐喻与转喻的修辞手法传递价值蕴含、渗透与召唤的表意功能缝合意义鸿沟,展现在终极价值呈现上的天然叙事优势,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拓宽视觉叙事的应用价值与实践效益,提升主流价值观认同的视觉化效应。
  • 敖永春, 周晓萍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1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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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媒是以智能技术为驱动、进而重构信息生产与传播全流程的新型媒介。因其自身的智慧化和智能化特质,智媒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信息载体,构建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新场域。在智能技术迭代升级、智能媒介加速发展以及大众文化蓬勃兴起的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呈现出话语生产人机协同、话语体系开放鲜活、话语叙事形象立体、话语传播精准匹配等新特点。同时,智媒场域也导致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一系列新的现实隐患:智能化话语生产挑战传统意义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体的中心地位,繁杂化的话语内容遮蔽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导向,多模态话语叙事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范化和严谨性,算法化话语传播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感。鉴于此,构建智媒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智能化话语生产方式,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领导力;扩容“向上向善”的话语内容,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力;优化“主流价值”的多模态话语叙事结构,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感召力;明确“价值导向”的推荐算法原则,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
  • 李思雨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1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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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的必然要求。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重逻辑进行剖析,有助于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廓清技术变革对意识形态发展形成的认识迷雾。针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随着技术变革呈现出的日趋复杂的态势,分析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的议程设置隐蔽化、流量化、圈层化特征,算法推荐等新兴技术手段影响意识形态功能发挥,以及意识形态治理理念有待提高等问题,应以战略思维统揽意识形态治理全局、以生态思维营造意识形态治理环境、以创新思维优化意识形态治理要素,实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理念的转变。应以思想“举旗”,讲好中国故事;舆论“导流”,培养意见领袖;导向“破圈”,凝聚社会共识,实现对网络意识形态的内容治理。还应通过构建政府主导及多元共治的网络平台治理体系、健全网络平台法律法规体系、压实细化各类型平台的主体责任等手段,以及从技术层面解决信息茧房可能导致的意识形态极化倾向的问题,优化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路径,提升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效能,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 梁罡, 杨义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13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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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崇拜”是一种因对数字技术过度依赖而造成的数字遮蔽事实、数字主导话语以及数字引领价值的颠倒性社会现象,是资本逻辑推动下的一股社会思潮。在“数字崇拜”的社会背景下,大众容易丧失理性判断的意识形态认知基础、形成物化的意识形态心理依赖,甚至成为“数字崇拜”的意识形态信徒。网络化世界是“数字崇拜”思潮的现实土壤,网络为“数字崇拜”的产生提供了环境条件并助推了“数字崇拜”思潮的蔓延。“数字崇拜”从数据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再到数字拜物教的样态嬗变过程体现了其意识形态化的重要特征与未来趋势。“数字崇拜”的信徒认为“数字即信仰”,表现出对数字技术、数字价值的过度追崇,甚至围绕数字来建构社会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数字崇拜”不断影响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争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因此,要有效防控“数字崇拜”造成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前提是培育提升社会大众的数字主体意识;风险防控关键是推进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消解数字资本的意识形态侵蚀;风险防控保障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筑以人为本的数字正义空间。
  • 李煜东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14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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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研究指出,杜甫及其诗文展现出的人格、仁爱情怀、生态意识、爱国思想、清廉文化等均极具当代价值,值得且需要重视和汲取。然而,关于现实大众究竟是如何理解与认知杜甫的,却缺少细致的分析。本质上,转换研究视角,从“既成事实”出发,充分了解大众如何看待杜甫,实是做好阐发、传递杜甫当代价值的关键前提。网易云音乐收录了相当数量以杜甫为题的歌曲,从中可以得见杜甫的大众接受形象。具体而言,一方面,此类歌曲基于杜甫个人的情感,提炼出杜甫孤独与坚持的形象,并引申出杜甫蕴含的精神力量,展示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在人生迷茫时刻,可以从杜甫那里汲取力量。另一方面,歌曲通过对“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杜诗名篇的引用,并采取别样的穿越书写,使杜甫置身于当今社会,在对比中展现当代的稳定与繁荣,这注重的仍然是杜甫超越自身的家国情怀与忧国忧民的形象。至于杜甫“快意清狂”的形象则基本被当代杜甫歌曲舍弃,表明目前对杜甫形象的认知尚存不足,这也是多数歌曲曲调低沉、氛围悲凉,且贯穿阴郁之风的根本原因。从当代流行音乐中发现杜甫,既能充分了解杜甫的当代认知,便于进一步围绕杜甫展开文化阐释,又能为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学习与发扬提供例证与思考进路。
  • 李晶柯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14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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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黄河具有超越自然属性凝聚民族精神的符号意义,黄河的象征性文化意涵是从近代开始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结构性震荡,“民族”“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国家”等概念被提出与传播,“黄河”在此背景下登上文化舞台,开始具有民族、国家等象征意义。近代学堂乐歌中首次将黄河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由杨度作词的《黄河》奠定了现代黄河形象的基础,曾志忞将其谱曲收录于《教育唱歌集》,《黄河》也随着学堂乐歌、梁启超《新民丛报》的传颂与推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后黄河的文化意义不断得到书写与丰富。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黄河为主题的歌曲创作呈现井喷式增长,数量众多的黄河主题歌曲创作赋予了“黄河”系列现代象征性内涵:从抗战初期河患形象中所展现的民哀,到怒吼形象中体现民族的苦难与抗争,再到黄河形象中承载的军民鱼水情,黄河成为了一种话语符号,具有传递思想、形塑意义和参与社会实践的话语权力,塑造着人民的共同意识。以黄河为主题的抗战歌曲凭借着鲜明的民族特征,在时代话语的塑造下建构了群体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在黄河成为中华民族象征等现代意义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罗欣怡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15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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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亮是当今香港文学中的重要作家,曾凭中篇小说《飞发》获得鲁迅文学奖,近年来又以新作《燕食记》进一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研究者们要么将目光集中于其小说中的饮食风物与岭南文化,或再议葛亮自《北鸢》而起的对民国历史与文化的怀旧以及匠人心思,偏重于文化解读,却大多忽略了对葛亮小说语言的探析与考察。葛亮小说的语言风格丰富多样。在早期的短篇小说集《七声》中,其小说便在形式上多短句,富有节奏感,内容上语词克制,常以简洁干净、平淡克制的含蓄风格来传达人物信息、表现人物情感。自首部长篇小说《朱雀》始,葛亮以古典词汇的融入、省略与倒装句式的运用以及长短句相生的叙述节奏等方式展现了其细致、从容的叙事姿态,增强了小说古朴典雅的语言风格,这种古典韵味在另一部长篇《北鸢》中得到了强化。同时,葛亮也在不断地试验、变换着小说的语言风格。他在《猴子》《飞发》《燕食记》等小说的叙述语言中夹杂着多种文体、语体及方言,通过语域与方言的偏离进一步促进了小说内部语言风格的多样化、生动性与灵活性,糅合成众声喧哗的混杂性。由此,葛亮的小说逐渐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小说语言风格。
  • 杨波, 李佳珈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5): 16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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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补华的西域诗颇具代表性,尤其是其在南疆布鲁特部巡边时的创作,客观反映了柯尔克孜族的民俗风情和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既是同时期文学作品中少见的多民族文化记忆瑰宝,且作品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其他诗人所不及的。施补华的西域诗以南疆回部、布鲁特部所处地区的自然景观为书写对象,以天山、昆仑、瀚海、红柳等地域性意象展现雄奇瑰丽的西域风光;通过对回部、布鲁特部民俗风情、文化样态、生产生活方式的细致观察和摹写,展示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精神风貌,体现了凝铸在各民族精神深处的疆域认同和家国认同,也传达出诗人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