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40年来国家层面关于老年教育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要素、政策工具和政策时间的三维分析框架展开讨论。研究发现，老年教育政策变迁经历了纳入国家退休制度管理的政策准备阶段、纳入老龄工作的政策探索阶段、纳入终身教育体系的政策发展阶段、作为独立教育体系的政策完善阶段。这一过程暴露出我国老年教育政策命令性工具占据主导，削弱了老年教育发展内生动力；激励、劝告工具不足，难以激发老年群体的教育热情；建设路径要素比例过重，挤占了其他政策要素发展空间等问题。为此，要合理搭配政策工具使用比例，适切关注老年群体差异性发展内需力；注重老年群体再教育的价值引领，营造发展老年教育良好的生态活力；有机协调社会资源的多元配置，激发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动力。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能够模拟、增强和拓展人类智能的技术手段及应用系统，与人一起完成着“互构”与“互驯”，人也将演变成一种全时空的数智化存在。然而，人的全新存在样态使人展现出一种“新型的顺从”，趋向同质化发展，实践能力也在不断削弱。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需要以提升人的“否定”能力为起点来瓦解同质化“牢笼”对人的束缚，将感性素质培养贯穿教育全过程来帮助人摆脱对技术的依赖，以帮助人获得生命意义感为终极目标来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

<正>全国教育大会作为教育领域的大事件，贯穿其中的思想方法必将对教育与教育学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已超越了以往从具体实践活动与宏观社会发展的角度理解教育，“国家”凸显为一种新的教育理论视角。一理解教育的基点何谓“基点”？“基点”在此有两层含义。一是起点的意思，指起始之处、始发之处。任何理论的构建都需要这样一个起始之处，而且都对这个始发点异常重视，需要反复斟酌。例如，黑格尔哲学对作为其起始范畴“存在”的长篇论证。再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其初始概念“商品”的著名分析，都体现出理论构建对起始概念的重视。二是基础的意思，指基本范畴、原初概念，这层含义意味着，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这一范畴之上的，甚至可以说都是这一范畴的理论展开。

南宋时期，“文法”的内涵逐渐具象化，文章创作逐渐被纳入有方法可循的理论体系框架内。古文评点范本为文章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字法、句法、章法等技巧，以用于日常的文章训练与技巧积累。时文范本则提供了科场文章的具体写作套式。时文与古文相互影响，共同构建了南宋文法体系的基本框架。文法在文章选与评的实践中产生，直接目的是为了指导科举文章的写作。商业出版的繁荣为文法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媒介，塑造了通行文本的基本面貌。南宋文法体系的形成代表了文章学的重要转向，加剧了科举文章写作的程式化、评判标准的单一化，是科举制度逐渐失去活力而走向僵化的产物，也是明清时期八股文法形成的源头。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利益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过程而形成的共同体。各民族在中华大地这一共生场域中不断进行交往交流交融，并在此过程中增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凝聚力，在“合力”的作用下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层次上的共生共聚，最终凝聚成了利益共同体。基于共同利益生成的共同利益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同时，基于意识的能动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产生积极作用。

介休话中组合式的述补结构“V得C”非常发达，其使用一般要优先于黏合式的述补结构，很多在普通话中无法用组合式编码的述补关系在介休话中都可以用“V得C”结构来表达“。V得C”结构内部还有更为细致的划分，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句法表现，且与普通话存在较大差异。而组合式述补式之所以发达，一方面是因为介休话中的性质形容词本身就可以在句子层面实现陈述功能，另一方面是介休话“V得C简”结构不会产生可能补语与状态补语歧义的情况。

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丰富的方法论意蕴。只有坚持问题导向，我们才能辨识、分析并破解潜藏于时代潮流之中的问题，从而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顺应客观发展规律，推动时代不断向前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就要自觉增强对“问题”本身的认识和理解，科学把握提出问题的基本思路，牢固确立分析问题的基本理路，自觉遵循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红线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有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底色，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维范式的滋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红线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包括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多层面，内涵丰富。在具体实践中，要通过树立红线意识、健全研判机制、形成内外联动、加强能力素质等举措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线重要论述转化为指导行动的强大力量。

明人认知中的“极边”，多指距离统治中心极远的边疆地区，即极尽边疆之意。因受传统“夷夏观”的影响，极边与明代的族群关系产生了深层联系，变为明人认知中的“华夷”分界线。在明朝北部，极边指以长城为核心的北部边疆防御带；在明朝南部，极边指“番夷”杂居区。明朝采取灵活的边疆民族治理政策，北方地区形成以长城为核心的条状民族交融带，南方地区形成插花式的民族交融点，推动了明代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如何定位晚年马克思的学术身份和理论性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马克思作为始终探索人及其世界改变的思想家，他的问题与追求相对于哲学家、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而言，总是具有学科意义的超越性。如果刻意地把马克思打扮成“人类学家”，恰恰是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因此，理解真实的“晚年马克思”，需要重新审视晚年马克思面向人类学的主题和追求，辨析晚年马克思学术活动的整体“研究性质”，澄清晚年马克思与人类学学科间的内在关系，以还原晚年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性和超越性。

<正>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在2024年9月27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等五个方面深入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从疆域、国家、历史、文化、精神五个维度深刻阐释了“五个共同”，这一重要论述系统概括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又一次创新，进一步拓展了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基本内涵。

<正>《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由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宁夏大学主管主办，为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为打造国内一流的学术期刊，本刊热忱向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征稿，2025年拟重点关注以下选题（但不限于以下选题）。1.习近平著作海外传播及影响研究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3.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经验研究4.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研究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6.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7.黄河文明史研究8.冷门绝学研究

词汇理据是词命名的根据，是词形音义关系的重要表现。教育概念词汇理据来源于先民教育实践所形成的知识场，通过多语系随选语言材料和汉语古今历时材料相互印证，发现敲打、诰引、占卜、仿效、明晓等理据均有表达教育缘起理据的潜能，都能激活对教育理据的意义联想。可能理据实现为现实理据是语言对概念表达的策略选择及言内言外多种因素运筹的结果。教育概念词汇的主理据与次理据、新理据与旧理据交织着竞争与协同，并以核心词为中心，建立同源词群及相应关系，促使教育概念不断由简单变为复杂，在理据的场约束下达到语言表达的最优化。

2024年9月9日至10日，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强化使命担当、激发教育综合改革的动力和活力，更好地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我们邀请了国内相关专家学者，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展开深入研讨，形成系列研究论文，以飨读者。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历史变迁大致经历了萌芽、形成及继续发展三个阶段。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对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变迁历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国家经济体制模式、高等教育价值观念是其变迁背后的深层结构；政府行为的自我强化和高校自身的理性选择是导致其产生路径依赖的深层原因；观念、相关利益主体权力博弈与外部示范效应是推动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的重要动力。未来，可以通过持续推动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优化高等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等举措进一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在及物性理论背景下，结合句法和语义考察汉语小句和语篇及物性，将及物性影响因素对应于句法成分发现，诸多影响因素对提升小句及物性的重要性存在差异。从句法成分入手得出不同结构的小句及物性特征。小句及物性直接影响语篇及物性，以小句为单位可将语篇及物性量化。语篇及物性与语篇属性关联密切，将及物性扩展到语篇系统，可构拟一个有关语篇及物性的连续统。

文明时代论、文明形态论、文明评价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三重论域。文明时代论立足近代西方文明范畴的本真意蕴，强调文明时代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在此阶段中，建立在私有制和剥削劳动基础上的商品关系，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宰制。文明形态论立足社会形态理论，强调文明形态在本质上从属于社会形态，是历史普遍规律的现实化、具象化表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实践品格。文明评价论立足生产方式理论，强调客观对待资本在工业化、市场化等方面的进步价值，努力遏制其制度性、文化性消极影响，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不仅蕴含着矫正资本主义迷误与危机的思想智慧，而且为创造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局限、指向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标示出理论路径。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历程中，研究问题的转化促使马克思叙述结构的调整，叙述结构的不断调整也标志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逐渐成熟。最初，面对市民社会及其内在矛盾问题，马克思构建起政治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分开的“两卷本结构”。而后，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得以站在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的高度，从生产一般出发，提出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五篇结构”。再后，马克思意识到只有剖析作为“普照的光”的资本才能实现彻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于是便有了关注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六册计划”。最终在《资本论》时期，马克思进一步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确立了“三卷四册”的叙述结构。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批判历程并非只是为了《资本论》的创作而服务，而是马克思所开展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思想探索，也是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尼伯龙根的宝藏”。

数字化转型不仅为企业成功扩张海外市场提供机会，而且还通过获取资源和构建能力成为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支撑。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以2015—2022年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跨国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的内在机理与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创新绩效，国际化广度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吸收能力正向调节国际化广度与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制度距离负向调节国际化广度与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河州话是甘青河湟流域的通用语言，由于长期的民族交融、语言接触，河州话发生了变异。文章系统梳理、综合呈现四十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对河州话的语法、语音及词汇的研究成果，提出当前河州话研究在关注接触性的同时应关注其渐变性。

正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价值属性，从正义的维度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开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正义的事业呈现出四重正义维度：从理论正义看，中国式现代化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克服了作为西方现代化观念形态的西方政治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呈现出真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特征；从实践正义看，中国式现代化依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结构，以强大的实践伟力推进公平正义有效落地，超越西方现代化遭遇的制度性结构性正义困境；从比较正义看，相较于西方现代化通过诸多矛盾危机暴露出来的非正义性，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制度实践领域展现出比西方现代化更为先进的比较优势；从全球正义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为推进人类现代化事业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对正义的崇高追求，有助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正>习近平总书记完整提出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内涵为“五个共同”，这一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是对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关于中华民族历史观内涵的基本精神的延续，是把“四个共同”并列论述和把“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单独强调概括的进一步升华和完善。2019年和2024年两次讲话的不同表述，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时遵循“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基本原则的深刻体现，也是对中华民族历史观内涵结构化发展的系统阐述。

<正>以“五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性与中国历史整体性的有机结合，反映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规律。辽金时期被视为中国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对此有些国外学者运用“单一民族国家”研究范式，从族群冲突与政权对立出发，极力夸大辽金政权与华夏王朝的政治文化差异，提出所谓的“二重体系”或“二元制”，将其归入与中国史并立的北亚史，认为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女真族建立的金朝都是征服中国的王朝，不属于“中国”。

建立容错机制是优化创新环境、降低企业创新风险的关键举措。本研究以2005—2022年A股上市的“专精特新”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容错机制的角度出发，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检验容错机制在“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专精特新”企业双元创新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影响双元创新。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于容错机制的建立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三，容错机制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双元创新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特别是它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更为突出。通过容错机制，“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的推动作用得到了有效传导。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乡土小说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回望此历程，追踪它的起点，显然源自周氏兄弟的“乡土文学”观。鲁迅的“乡土文学”观是对20世纪20年代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人乡土小说创作的总结，根植于他的小说创作；周作人的“乡土文学”观是对域外文学译介的结果，也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评论废名小说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前者以“启蒙主义”为思想内核，在五四运动时期成为显流，对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农村小说“、东北作家群”的乡土小说有重要影响；后者谈“理想亦不离现实”，兼具“现实”性“、理想”性两个方面，成为“京派”乡土小说的审美特征。重审周氏兄弟的“乡土文学”观，厘清它的内涵以及流变，对我们理解现代乡土小说的二重意义指向至关重要。

共同富裕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原理。在共同富裕的内容上，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思想，明确提出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在需求的差异性与共同性的辩证统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仅肯定了人民追求富裕的自然需求，而且带领人民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和保障这一需求。在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方面，只有中国共产党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不变的初心和使命，并始终为之奋斗。

物质生态批评是生态危机背景下物质环境加速恶化和人类生态观念逐步改变的产物，物叙事、身体和环境是物质生态批评的关键概念。从对物、身体与环境的不同理解出发，阐明物质生态批评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突破。物质生态批评从人与物相互纠缠、互动共生的角度阐发了非人类、人类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基本关联。物叙事是生态危机在文本叙事之外的另一种表现方式，物具有叙事能动性，物质世界的变化叙述了非人类视角下的生态状况，破解了机械论世界观和物缺乏表现能力的偏见。多孔性和跨体性身体集中体现了人类的物质性，是连接人类与非人类和物质环境的中介，身体病变与环境恶化具有同构关系，从风险共担角度形成了人类与非人类命运共同体。环境不是人类的独有财产和行动背景，而是人类和非人类共同生存的公共地带，导向一种非人类中心的环境伦理观念。较之前几波理论，物质生态批评从后果与风险角度揭示了生态危机的现实性与紧迫性以及建构更包容的生态伦理的必要性。

幸福感的行为效应已逐渐成为幸福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然而，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幸福感的经济、生育和就业效应，对幸福感环保效应的研究还有待补充。鉴于此，论文研究了幸福感对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感对居民环保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幸福感通过提高居民的环保知识水平、增强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和扩宽居民的社会网络，促进了居民的环保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幸福感的环保效应更明显；从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看，幸福感对高人力资本组居民环保行为的影响更大；相较于东部地区，幸福感对中西部地区居民环保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论文丰富了幸福感逆向效应的相关研究，为更好地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引导广大教师将教育家精神转化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打造支撑教育强国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人无精神不立，师无精神不强。教育家精神与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紧密相连，深深根植于有关教师伦理、关系和精神的想象中，是具有中国特质的教师专业发展理论。

<正>全国教育大会是引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篇章，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释了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深刻揭示了教育的三大属性，为建设教育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课程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重要载体，课程教学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提升课堂教学水平”。深刻领悟和牢牢把握教育的“三大属性”，并始终将其贯穿课程教学改革的全过程、各环节、各领域，对进一步明确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的方向、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舜子孝行故事位列二十四孝第一，在中国孝文化中有重要的地位且流传广远，舜作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的孝行故事具有特殊性，经历了神话、历史和民间三种形态的演变，这三种形态之间既有区别又互相影响，通过考察舜孝故事的形态类型和交叉关系可以窥见孝观念是如何广泛地进入民间社会，文化大传统通过怎样的途径影响文化小传统。

美国小镇文学研究在21世纪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被重新激活。回顾20世纪早期的美国小镇文学发现，小镇文学从信奉“小镇神话”的“乡村崇拜”叙事转向小镇去神话的“反乡村”叙事。如何理解该叙事话语转变？本文先简要梳理美国小镇文学研究现状，再具体阐释20世纪早期美国小镇文学的叙事话语转变，并试图从流动性视角为阐释该转变提供一种可能性：现代流动性影响下的地方变化重塑了小镇文学的意象、母题和冲突等，催生小镇文学叙事话语转变，参与进步时代的话语建设。

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文学研究极具价值，但也存在诸多缺陷，主要是：关注当代民族文学的共同体意识，而忽视与之密不可分的民族现代生活内容；注重文学的共同体意蕴，而忽视其交往性生成过程；偏重文学中共同体意识的文本依据，而忽视其审美价值。如果遵循由“内”而“外”的研究范式，秉持真善美有机统一的评价标准，探讨当代民族文学在表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认知意蕴、伦理倾向和美感体验，揭示民族文学对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宣传功能、伦理教育作用与审美建构意义，那么，共同体视域下的民族文学研究就可能克服其缺陷而获得有效改进。

人与蛇形象结合而成的“人蛇”是一种神灵，其造型主要有“人首蛇身”和“人身蛇尾”，或独首独身，或双首双身等。这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古代神灵非仅记载于文献之中，亦多承载于丝绸之路上的考古遗物里。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遗物以二重证据法综合探讨丝绸之路文化共同体之“人蛇”形象意涵，比对其共同点与不同点，可知形形色色的“人蛇”形象遗物不单反映了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更反映了丝绸之路诸地先民之间的文化交往与融合，体现了多元文化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人蛇”形象遗物在揭示丝绸之路各地尤其是东、西方文化各具特色的同时，更表明不同民族和人种间具有相似的生命认知、宗教情怀与精神寄托，人类具有共同的早期理性思维，兼具多元性与统一性的丝绸之路文化共同体在古代中外交流的历史时空中已初具规模。

坚持胸怀天下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是蕴含着“三个坚持”基本原则、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意蕴、坚持发展的方法途径、凝聚合力的践行主体等多方面内容的有机系统。从理论根柢来看，中国传统“天下观”中和合一家、天下大同的价值理想，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基本原则，以及民胞物与、立己立人的处世方法，敬天保民、恭承民命的合力凝聚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文化基因。从历史演绎来看，“天下观”深刻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中，具体表现在道义性、包容性、正义性的价值底色，维护人类共同价值的目标追求，以自身发展为人类事业作贡献的奋斗要务，在发展过程中永葆先进性的鲜明品格。从实践发展来看，赓续胸怀天下，需要中国共产党坚持文明互鉴、讲好中国故事，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担当大国责任，坚持合作共赢、分享发展机遇，加强党的建设、激活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