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第36卷, 第01期　
刊出日期：202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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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产业促进与治理法(建议稿)

  孙占利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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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是人工智能乃至智能化的核心技术，与算力、数据一起被称为智能时代或数字经济的“三驾马车”。算法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算法合谋垄断、算法奴役、“信息茧房”等新型社会问题。我国关于算法的立法规定散见于《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之中，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且对诸多问题未作规定。我国宜对算法产业促进与安全监管等进行专门立法，立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算法产业促进、算法安全监管、算法企业的权利与义务、算法救济、法律责任、附则等。本建议稿以算法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协调为基本理念，着眼于算法产业生态建设和系统治理，建立算法安全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一体化监管体系，按照算法的应用场景、安全风险、社会影响等因素建立算法分类分级管理制度；确立监管沙盒、算法安全检测评估与认证、算法审计、算法公平性验证、算法追溯、算法终结、算法问责、算法救济、算法合规等安全保障机制，实时分析算法技术与应用的安全风险并动态采取预警和处置措施；针对算法黑箱等具体问题采用可信解释等解决方案，确保算法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可靠性；在规范算法研发与应用活动的同时引入产业政策扶持、容错免责及技术局限免责等鼓励创新的措施，推进算法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应用，以保护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探索并推动科学立法以维护算法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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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APP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比较研究——以监护人知情同意为视角

  陈飏, 黄贵琼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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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字时代，各类APP中的儿童用户规模不断扩大，这加剧了儿童“触网”的低龄化趋势，而儿童本身的同意能力具有局限性，因此，监护人知情同意就成为保护儿童网络隐私的主要进路。世界各国也普遍重视儿童的隐私自决权保护，并将监护人知情同意作为儿童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立法的基石，中美两国尤其将监护人知情同意作为APP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核心规则。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在实践适用中，可细分为儿童身份识别、监护人知情、监护人同意、隐私政策执行这四个实质性环节。通过对中美两国儿童常用APP的考察，审视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实践过程，有助于分析我国的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在APP儿童隐私政策中的不足与成因。“识别”环节的失灵、“知情”环节的受阻、“同意”环节的失效和“执行”环节的不透明等情形，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我国APP中儿童网络隐私保护不力的困境。相对而言，美国的儿童网络隐私保护在诸多方面可资借鉴。立足于我国APP中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现实基础和实际需求，谨慎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妥适调整我国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适用的各环节，可以有效提高该规则在儿童网络隐私保护领域的适用性。因此，拟建议设定“儿童身份识别”的法定义务、细化“显著清晰告知”的法定义务、实行“选择进入”模式的同意机制以及健全隐私政策执行的保障机制等具体举措，以实现全周期贯彻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的中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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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的网络媒介使用及个人信息保护——以检例第141号为切入点

  朱清河, 时潇锐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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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政府对媒体的管理，表征为对顶层制度设计、人财物配置、传播内容规制、媒体经管机制等多维化层面的立体统筹与监管。当前，强化和优化对未成年人涉网权益的保护，既是推进“党管媒体”方式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更是营造“清朗”网络环境的必由之环。《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制定和修订，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全链条的机制框架，但检例第141号案例中未成年人涉网被害的现实，仍反映出当前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媒介时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护未成年人的媒介使用权利和个人信息权利，应从以下五个维度展开：其一，在顶层设计上，健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司法治理，从法律适用、裁判执行等方面建立起综合司法保护机制；其二，在政策规制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强化行政力量行业监管，发挥行政合力，落实普法责任制；其三，在制度优化上，司法部门与行政监管部门完善行刑衔接制度及其实践；其四，监护人和学校提高网络素养及安全意识，提高对未成年人媒介使用的干预水平；其五，互联网平台与网络媒体等相关企业不断推进行业自律和社会责任履践机制等。要对网络媒体等网络平台治理综合施策，堵塞漏洞，以达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权利保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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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事后惩治向事前合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治理模式转型

  郑自飞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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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已然成为人民群众利益保护的核心议题。面对愈演愈烈的个人信息相关违法犯罪案件的激增态势，我国刑事立法不断地使制裁范围更加严密，司法实践也在贯彻从严惩治政策，试图通过纯粹的刑事制裁机制来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有效治理。但是，当前我国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存在过分依赖国家公权保护、强化刑法事后惩治性的威慑预防、偏颇定位个人信息保护法益等问题，这导致了事前合规式风险防控机制缺失，不利于个人信息协同保护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刑事合规通过前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风险控制基点、构建多元化防控机制、提升企业治理的激励性方式，将合规的事前规划式激励预防与刑法的事后惩治性威慑预防融为一体，有利于实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治理模式的转型。在理论层面，合规计划融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治理符合可能、必要且可期待等标准。在实体法层面，应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置性免责程序条款，发挥行政处罚程序的出罪功能，同时将单位认罪认罚作为量刑从宽情节，赋予刑事合规影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罪和量刑的双重功能。在程序法层面，应严格限制涉罪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完善单位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肯定企业刑事合规的缓诉和免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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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羁码”的风险隐忧与前景展望

  吴立志, 周雨薇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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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羁码”作为数字技术与检察监督的跨界融合产物，不仅助力实现数字赋能“云”上监管，还顺应了我国数字检察创新发展的要求，有力推动了新型法律监督数字化道路的建设。然而，在适用过程中，“非羁码”存在运行困境以及潜在风险，如：研发机关权力边界不明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缺位，诱发“数字伪造”“数字接管”,多元化、系统化的监管联合机制尚未建立等。作为一种新型监管手段，“非羁码”应着力降低自身风险隐患，助力维护人权保障与诉讼权利的有机平衡，以实现数字赋能法律监督的新跨越为目标。这具体包括：明确“非羁码”的功能定位与研发机关的权力边界；加强对数字人权的保障；打破思维定式，以“非羁码”使用者的立场为导向；厘清司法主体地位，坚守“技术服务于法治”的初衷；通过优化协作式监管方法，明确各机关之间的责任分工和数字平台建设及应用的职责，构建多元化联合机制，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管等方面的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建构和完善应对新时代数字化的监管体系，助力实现“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强国”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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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网络欺凌的现状、特征、影响及对策研究

  沙莉, 韩旭, 杨津津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5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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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欺凌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欺凌方式。这一现象在未成年人群体中有着较高的发生率，特别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与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接触到互联网，更频繁地使用互联网从事各种活动，这使未成年人陷入网络欺凌的潜在风险日益增加。未成年人网络欺凌现象亟需关注和应对，其特点表现为多样性、复杂性等，其行为包括网络谩骂、网络骚扰、网络盯梢等形式。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在生理方面使受害者可能经历入睡困难、食欲不振和身体不适等，在心理方面又使他们可能出现焦虑、抑郁、自卑感和社交障碍等心理问题。目前，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对策和措施来预防和惩戒未成年人网络欺凌，包括通过立法来明确网络欺凌的法律责任和处罚，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出安全的网络环境；完善学校管理制度，构筑学校制度屏障，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提高家长的监护意识和能力，并强化家长的家庭网络监管责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教导未成年人识别和应对潜在的网络风险是预防网络欺凌发生的关键，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家校社协同的多方力量，国家、社会、学校和家长等不同层面积极参与，才能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网络欺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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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文化视域下公民道德问题的审视与治理

  仰义方, 谭雪敏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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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规范，道德进步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道德规范的构建也必定会受到特定时代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空间中形成了多元鲜活的网络文化景观，对公民道德建设产生了双重影响，特别是不良网络信息的泛滥对推进公民道德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和阻碍。从公民道德建设与多元网络文化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公民道德建设是网络文化文明进步的重要助推器，公民道德素养的改善有助于提升网民文化认知水平、促进网络文化向上向善、维护网络空间文化安全和助力网络文化市场治理；另一方面，在不良网络信息的渗透影响下，公民道德建设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公民道德建设意识易被淡化、道德认知取向易被误导、社会道德情感易变冷漠和社会道德行为失范问题易发等方面。重视网络文化视域下公民道德问题是时代发展进步和塑造崇高道德精神的必然要求，应坚持以文化人、以德树人、以法育人、以情感人，通过弘扬网上主旋律文化、深化公民网络道德教育、加强网络法治文化建设和推进网络文化情感价值建设，不断汇聚强大道德正能量，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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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平”青年的社会心态、行为规律及路向引导

  欧晓静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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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更替的网络流行语，反映出人们社会心态的变化。近年来，以“丧”“佛系”“躺平”等青年亚文化为代表的网络热词借助新媒体、自媒体等平台接踵而来，逐渐形成一种特定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网络亚文化现象。“躺平”青年是指放弃拼命工作、放弃努力学习、放弃积极生活的一类群体。他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遭遇挫折和逆境时，往往会采取一种回避性的心理调节机制或退缩性的行为调整策略。“躺平”青年主要以“丧”、焦虑综合征和消极遁世主义作为现实表征，以期掩盖其“废”、现代性焦虑和防御性悲观的社会心态，具有低欲望、退缩性和习得性无助的行为规律。尽管“躺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青年在繁忙疲惫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得到暂时性的调节，但其消极影响不容忽视：低欲望助推反向消费心理异化会影响社会的生产消费环节；退缩性弱化了青年的奋斗动力，不利于社会奋斗精神的培育；习得性无助导致了意义感的丧失，会使“躺平”青年否定自我生成性意义。因此，可以运用心理疏导培育“躺平”青年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利用奋斗精神涵养“躺平”青年“三气”,通过意义疗愈使“躺平”青年追寻到生活的意义乃至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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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赋能劳动教育的图景展现及其实践策略

  宫长瑞, 卜凡钦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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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催生了新型劳动，不仅深刻改变了人类劳动的既有样态和形式，同时也使劳动教育的内在意蕴和实践路径发生了新的变化，推动劳动教育智能化转型。人工智能与劳动教育在目标追求、发展诉求、优势资源方面有着内在的契合性，人工智能赋能劳动教育创新发展，既是对劳动教育发展趋势的积极回应，也是促进劳动教育提质增效的必然选择，更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由之路，其能够丰富劳动教育形态、拓展劳动教育场域、优化劳动教育话语、完善劳动教育评价，推动劳动教育呈现出智慧化、协同化、可视化、个性化的理想图景。但是，由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隐含一定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人工智能不断融入劳动教育中，也会使劳动教育面临价值消减、主体错位、内容失衡、场域窄化等风险和挑战。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要进一步厘清和明晰“冷”与“暖”、“破”与“立”、“本”与“末”、“虚”与“实”间的理论关系，推动构成以价值导向、重要保障、内容支撑和方法选择为重点的劳动教育创新发展的现实进路，从而不断规避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和负面影响，促进劳动教育与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实现新时代劳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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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宇宙数字资本的生成逻辑与风险治理

  严运楼, 李佳铭, 刘畅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9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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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资本竞争的加剧，推动资本不断开拓发展空间，催生元宇宙数字资本空间新场域。元宇宙的本质是数字资本的空间扩张、底层生产扩张与国际资本扩张，促进资本对空间的创新利用，扩大资本再生产并提高资本增殖能力。就空间与资本的关系而言，空间可以脱离资本而存在，资本却无法脱离空间独自增殖，资本的扩张须以一定的空间为其物质性载体。空间要素资本化与资本空间化是元宇宙数字资本扩张的显著特征。元宇宙的发展与生产促进了数字技术的应用，不断推动现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虚实相融”是数字资本生产的新业态。然而，元宇宙在提供数字资本发展新空间的同时，也暗藏资本无序逐利所招致的诸多风险隐患。面对元宇宙中未加规制的“蓝海市场”以及未曾开发的潜在高额利润，元宇宙可能成为数字资本剥削的新工具，发达国家或将借此扩大自身与数字弱势国家的“脱轨”,实现在元宇宙中的数字霸权与话语支配。在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和元宇宙的同时，主动进行数字资本风险管理，是元宇宙数字资本风险治理的辩证法。基于此，对元宇宙数字资本的前瞻风险治理，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统一有序、资源合理配置、发展集中力量等方面的固有优势，有效管控伴随元宇宙而来的工具性风险、脱轨性风险和挤压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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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本质、数据实践及劳动结构的内在关联

  高剑平, 魏一帆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1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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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是伴随人类劳动方式的改变而发生更替的。数据存在的形式分为物质形式、能量形式与信息形式，这三种形式分别与劳动方式对应。在古代，劳动方式以客观存在物为劳动对象，进而探索到物质形式中的数据性存在；在近代，劳动方式以能量作为劳动对象，进而探索到能量形式中的数据性存在；在当代，劳动方式以信息作为劳动对象，从而把握信息存在中的数据性。数据在移动互联网广泛应用的当下转化为大数据，极大地推进了生产方式的变革。故而，深度挖掘与分析大数据与劳动结构的内在关联，关涉到夯实数据化劳动方式的哲学理论根基。大数据与劳动结构关联的本质乃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是劳动者与大数据之间的关系问题。劳动者作为这一矛盾关联体的“极点”具有绝对主体的位置，其自身同大数据作为绝对客体的位置相同，都是不可变动的实体。因此，这对矛盾就是主客体的割裂与统一。大数据与劳动结构具有内在关联，并从而生发出主客体的矛盾。这种分析过程有何意义?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又该如何消解?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为：分析过程的意义是通过大数据与劳动结构的关联来证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性基础，为数据化时代作出理论剖析。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为：主客体的矛盾通过人类的实践来弥合，以劳动者自身的知识促成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形成“美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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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大语言模型：物导向哲学路径下的意义生成

  郑保章, 付晓婧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1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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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创造是人们通过构建关系之网以确证自身在世界之中的位置，塑造意义世界的基础，此种构建需要某种“超越”的外部之物作为支撑。目前，大语言模型已经在智能生成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创造潜力，甚至在部分原创性任务中可以取代人类创造，这或将对人类的意义世界造成潜在性威胁。究其症结在于，大语言模型的底层生成逻辑是建立在相关主义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基础预设在激进化演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其深层局限。一方面，大语言模型以“相关主义循环”的方式将自身封闭于字面主义的符号表征与现有的固定范式之内，使得“超越”之维不再可能；另一方面，大语言模型的智能生成功能对于现实架构的渗透性影响又转而超越了相关主义的可理解范畴。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深层矛盾必将冲击一直以来人类从单一主体视域出发建构而成的意义世界。人类何以突破相关主义的内在生成逻辑，维护自身意义世界，这是智能技术时代人类必须直面的问题。立足“物导向哲学”,实现对大语言模型生成逻辑的“超越”,其意义在于这种“超越”的双重性，既能更包容地将大语言模型类智能机器及其功能纳入“物”的可阐释范畴，又能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突破相关主义束缚，借助“联合实在”的美学活动，通向超越性的外部，为人类创造添注活力，为人类意义世界提供支撑，以此开辟出“超越”大语言模型的意义生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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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的现实困境及突围之策

  刘海军, 龙珍罗尔依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1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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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变革了劳动方式，极大地推动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引发了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深刻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种智能化的机器，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增强了资本的增殖能力，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有力手段。在资本控制下，人工智能非但没有改变劳动者的地位，反而成为对劳动者加强剥削的新手段，当下的劳动者面临着人工智能对工人劳动的替代所造成的失业危机、技术偏向性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智能落差”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加剧和相关法律政策相对欠缺所造成的权益保障困难等一系列现实困境。人工智能本身并不会造成这些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逐利性。马克思指出要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因此，我们亦应把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加以区分，从根本上限制资本的无序发展，避免资本对人工智能的垄断；激发人工智能的技术红利，规避劳动者的技术性失业；倡导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加强各国之间协调合作，促进相关法律和制度建设；关切劳动者权益，着力完善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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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智能技术升级驱动的企业组织架构扁平化研究

  高锡荣, 周坤露, 黄关键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13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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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架构扁平化是解决企业官僚主义、信息传递失真、创新活力低下等弊端的必由之路。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企业为实现组织架构扁平化，有必要利用一系列新兴智能技术赋能管理者。智能技术赋能管理者，能拓宽其管理幅度、增加管理效率，进而减少组织层级，促进组织架构扁平化。文章将管理者的大脑能力划分为识记功能、沟通功能、决策功能以及监控功能，基于李克特量表构建了管理功能的测度体系，并基于空间理论和技术匹配的原理刻画了技术驱动组织架构扁平化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技术水平恒定时，管理幅度与管理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即过高或过低的管理幅度都会对管理效率产生负作用；组织架构扁平化程度随着智能技术的升级不断加深，但达到临界值时，扁平化程度就不再变化。智能技术对于管理能力存在多维赋能方式，最佳的赋能路径是云存储赋能识记功能、全息投影赋能沟通功能、人工智能赋能决策功能和物联网赋能监控功能。研究结论进一步丰富了组织架构变革的理论知识，为我国企业组织解决层级制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借鉴经验，并为相应的管理政策调整提供了学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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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数字经济创新政策热点领域图谱分析与空间布局研究

  袁野, 申永康, 付强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14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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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运用文本编码、内容分析系统梳理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数字经济创新政策的热点与布局，并运用共词网络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政策文件的热点领域图谱与空间布局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关键词图谱方面，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高质量的数据平台、实现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我国现阶段各省市自治区数字经济创新政策的重点；在空间聚类图谱方面，要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地区数字经济发达省份的优势，与西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开展跨区域数字经济联动协同发展；在数字产业化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产业是各个省市自治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热点，量子通信、VR/AR、智能机器人、数字内容和智能感知等数字产业的关注度不足，只有部分省份进行了产业布局；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数字政府、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务、数字医疗等是数字应用场景的布局焦点，对于数字环境、数字贸易、数字文化、数字乡村和数字金融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只有少部分省份进行了布局且政策强度不足。通过空间布局研究发现，我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政策空间布局存在区域间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即东中西部的省市自治区之间存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鸿沟”,80%省份布局的数字产业和数字应用场景集中在20%的数字经济领域，提出了各省市自治区数字经济空间差异化布局和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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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国产剧续作叙事的形式及其势能问题——以中国叙事传统为视角

  李轩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15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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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某一故事进行特定的叙事延续，无论古今、无论中外，更无论在哪种叙事形式中，都是一种常见且重要的现象。为热播作品筹拍续集，对电视剧来说屡见不鲜。电视剧的续作，是指在某一完成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的接续创作，在人物、情节、时空等要素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从叙事角度看，续作类剧集区别于其他剧集的特质就在于它的“续”,若无此“续”,它便与普通作品无异。续作类剧集的情节发展中，时刻存在着一股由“前作”剧集创造的叙事势能。以中国叙事传统为视角来看，国产电视剧的续作实践并未超越“续书”的艺术思维范畴，其续作方向也无外乎三类：后传、前史和外篇。在演绎后续故事、探索起源故事、续衍平行故事的过程中，续作剧集只有对前作叙事之势有所延续，才能保证自身情节合理顺畅地发展。“后传类”剧集无论如何续写，它对于前作的势能延续总体都是符合自然叙事规律的，具有一定的自然化特征；“前史类”剧集多是借由同源人物、同源时空，或凭托前作营造情节导向，创造逆向化的势能延续；“外篇类”剧集主要是在并行原则下构建属于自己的进程，形成内向化的势能延续。当然，除“前势”“潜势”外，续作必须还要创造新的叙事动力，对叙事进程再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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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舆图与经验反思：20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的跨文化扩散

  陈昊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16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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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电影盛极一时，在跨文化传播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近乎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性”电影。这一时期，香港电影在亚洲与欧美等地区的传播上均有突破，以“邵氏”“嘉禾”“新艺城”为代表的电影公司在既有传播格局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扩充，通过卖埠、合拍或参展等多种形式完成传播或行销任务，并以明星制与类型片成功实现了市场的巩固与拓展，涌现出如成龙、周润发、杨紫琼等世界级影星，亦创造出动作片、黑帮片、神怪片等颇具“港味”的电影类型。同时，香港电影自身强烈的大众属性、高效专业的录像带化以及影展影评的褒奖推介，共同促成了其海外影迷群体及迷影文化的生成，也建构起香港电影在各区域内部的传播结构与体系，不仅形成广泛的观影热潮，还体现出各区域电影对其经典段落的模仿或引用。此外，通过对香港电影跨文化传播进行总结与反思，应当肯定的是其在该时期获得的一系列足资借鉴的成果，即以浓郁的本土文化为支撑，通过多元电影类型的创新来避免路径依赖与市场疲劳；但亦应指出，未来的香港电影不宜为迎合外部市场而牺牲自我风格与技巧，而应当充分重视长期以来积累的制作传统，并在结合外部电影之优长的同时，灵活发扬自身制片优势，寻找与自身电影工业体系相匹配的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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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拉美女性导演的电影创作取向与价值表达

  王健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17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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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女性导演作为一支重要的创作力量开始活跃在世界影坛，在创作取向和价值表达上，女性导演群体关注到了女同性恋群体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并通过塑造同性之间的“姐妹情谊”来建构女同性恋群体的主体性。作为一种反抗男权的同盟关系——“姐妹情谊”能够大胆地冲破传统的性别角色禁忌，并颠覆异性恋对于同性恋群体的刻板印象。在聚焦性别问题同时，女性导演群体亦关注了在拉美历史和现实中少数族裔女性所遭受的来自种族、阶层等方面的压迫，并通过赋予少数族裔女性一种“对抗性凝视”能力，来抵抗白人话语权威，从而实现自我的价值认同。反映离散女性在跨国阈限空间的边缘状态，同样是当代拉美女性导演电影中常见的主题。在全球化语境中，身处他国的拉美女性往往面临双重边缘的处境，她们既被本国父权制所压制，又被他国的种族主义思想所剥削。在电影创作中，女性导演群体不仅还原了离散女性的边缘状态，也刻画了她们是如何积极构建自身主体价值的。此外，女性导演群体还强调了历史现场中女性的生存体验，她们以女性独有的世界观表达了自己对于拉美社会历史的见解，从而为观众还原了拉美历史叙述中缺席的女性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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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论坛暨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研讨会综述

  骆丹, 仰义方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1): 1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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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2023年11月25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与重庆邮电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论坛暨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3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会议。学者们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