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食管癌、结直肠癌术后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366例Ⅱ、Ⅲ期食管癌、结直肠癌患者（110例食管癌患者，256例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联合或不联合化疗、放疗。终点事件定义为全因死亡、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型心绞痛、需住院的心力衰竭、脑卒中，电话随访获得首次终点事件发生时间。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多组间无终点事件生存率的差别。采用Cox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与患者预后相关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结果 中位随访50月，115例患者发生终点事件。Kaplan-Meier分析发现食管癌患者累积无终点事件生存率显著低于结直肠癌患者（Log-rank,χ²=3.965,P=0.046）。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中，冠心病史（HR=2.622,95%CI 1.570～4.377,P<0.001）、术前中性粒细胞计数与淋巴细胞计数的比值（NLR）(HR=1.166,95%CI 1.054～1.291,P=0.003)、体重指数（HR=0.939,95%CI 0.886～0.995,P=0.034）、白蛋白（HR=0.950,95%CI 0.904～0.999,P=0.044）、TNM分期（Ⅲ期：HR=1.669,95%CI 1.129～2.469,P=0.010）是食管癌及结直肠癌患者发生终点事件的影响因素；NLR（HR=1.392,95%CI 1.166～1.661,P<0.001）、放疗（HR=0.380,95%CI 0.167～0.863,P=0.021）为食管癌术后患者终点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既往冠心病史（HR=2.744,95%CI 1.473～5.114,P=0.001）、TNM分期（Ⅲ期：HR=1.852,95%CI 1.116～3.074,P=0.017）与结直肠癌患者终点事件的发生有关。结论 体重指数、NLR、既往冠心病史与食管癌及结直肠癌术后患者终点事件的发生密切关联；NLR水平越高，食管癌术后患者发生终点事件风险越高，既往冠心病史增加结直肠癌术后患者终点事件的发生风险。

目的 评估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通路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实体肿瘤过程中所致的血压升高与抗肿瘤疗效及远期预后的关联。方法 遵循Cochrane协作方法及《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优先报告的条目》(PRISMA)和《推荐意见分级评估、制定和评价》(GRADE)指南，检索并纳入评估VEGF通路TKI治疗实体肿瘤过程中血压升高与患者预后之间的相关性且评估指标为客观反应率(ORR)、无进展生存期(PFS)及总生存期(OS)的观察性研究、回顾性研究或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进行数据提取，并对所有研究按照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OS)进行质量评价。主要终点为OS,次要终点为PFS与ORR。结果 最终纳入研究58项，共10 020例患者，TKI所致血压升高与患者OS[与血压未升高相比，血压升高者发生死亡事件的风险比(HR)为0.54(95%CI 0.49～0.61,P<0.001)]、PFS[血压升高者发生疾病进展事件的HR为0.55(95%CI 0.48～0.63,P<0.001)]、ORR(RR=1.86,95%CI 1.43～2.41,P<0.001)均具有相关性。以干预药物及肿瘤类型分组进行亚组分析，仍存在类似结果。结论 VEGF通路TKI类药物治疗实体肿瘤中药物相关性血压升高提示患者预后更佳，即血压升高可能为治疗有效的生物学标志，但由于本文纳入文献具有较大异质性，因此对该结论应谨慎解读。

<正>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也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2017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进行的一项系统分析结果显示，高收缩压是影响死亡率（1.04亿例死亡）和伤残调整寿命年（2.18亿例）的主要危险因素^[1]。由于其发病涉及多种诱因的相互作用且病理机制复杂，尽管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高血压仍然很难治愈。

<正>基层医疗机构筛查继发性高血压的必要性(余津,等p701)近年来,继发性高血压筛查的理念已逐渐被认可。目前,中国高血压患者中10%～15%为继发性高血压,占比较小,那么在基层医疗机构,尤其是缺乏一些必要条件的基层医院,是否需要对每一个高血压患者进行全面的继发性高血压筛查?针对这一争议问题,余津等简要介绍了继发性高血压的病因,指出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应在高血压确诊后进行,

<正>前期研究表明,肾髓质鞘氨醇1-磷酸受体1(sphingosine-1-phosphate receptor 1,S1PR1)介导钠排泄,高盐摄入可增加S1PR1水平,醋酸脱氧皮质酮(deoxycorticosterone acetate,DOCA)可阻断高盐诱导的肾髓质S1PR1,在集合管中敲除S1PR1可加重DOCA盐诱导的高血压。该研究验证在肾髓质中过表达S1PR1基因是否可减轻DOCA-盐小鼠模型的钠潴留和高血压。方法:给雄性C57BL/6J小鼠肾髓质转染对照或表达S1PR1的质粒后予DOCA-盐处理。

<正>既往对直立性低血压的关注较多，但直立性高血压也并非是一种良性现象，已有一些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这种现象不应被忽视^[1-3]。2023年，美国自主神经协会和日本高血压协会共同制定了一份关于直立性高血压定义的共识声明（共识）,该共识同时发表在Hypertension Research和Clinical Autonomic Research杂志上^[2-3]。

目的 评价一次就诊三次双臂收缩压均值认定的参考臂的变异程度，与参考臂的认定与臂间收缩压差(sIAD)的关联。方法 纳入2022年6—12月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门诊就诊的成年患者788例。患者安静坐位休息5～10 min后使用2台袖带血压计测量血压三次。以收缩压读数较高(≥1 mmHg)的一侧手臂作为参考臂。评价第一次测量和第二次测量以及第二次测量和第三次测量间参考臂认定的符合率。结果 依据三次收缩压的平均值确定参考臂，788例患者中有531例(67.4%)的参考臂为右臂，234例(29.7%)为左臂，不能确定者为23例(2.9%)。依据单次收缩压确定参考臂，第一次测量和第二次测量的参考臂认定符合率为66.2%,第二次测量和第三次测量的参考臂认定符合率为67.9%。当sIAD<5 mmHg时，第一次测量和第二次测量以及第二次测量和第三次测量间参考臂认定符合率分别为54.2%和58.2%;当sIAD为5～<10 mmHg时，符合率分别为90.8%和86.2%;当sIAD≥10 mmHg时，符合率为100%。结论 sIAD对参考臂的认定有影响，在sIAD≥10 mmHg人群中参考臂的认定符合率为100%。

<正>高血压是全球范围内心脑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重要危险因素，现已成为危害居民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当前，我国高血压患病率较高，但知晓率和控制率仍较低^[1]。尽管通过改善生活方式和接受降压药治疗，多数患者血压可达标，但仍有部分患者存在服药依从性差或降压药无效的情况。寻找安全、有效、一次治疗长期降压的治疗方法备受期待。肾交感神经是调控血压的重要环节，破坏肾交感神经，阻断肾交感神经的传导通路有望成为高血压治疗的新方法^[2]。

<正>一百年前人们就注意到诊室血压变化、诊室血压与家庭血压的差异,直到40年前才提出白大衣性高血压的概念。目前,对白大衣性高血压的完整定义与分型仍没有清晰和精准的表述,白大衣性高血压对人类的危害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导致对白大衣性高血压者是否接受抗高血压药治疗没有明确要求,从而影响对白大衣性高血压者科学合理的规范诊疗。本文系统复习和总结近年来国内外白大衣性高血压流行病学、基础研究及对靶器官损害的影响,结合笔者临床实践,提出白大衣性高血压分型诊断与治疗规范。

内皮素和相关受体在心血管系统的病理生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往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在肺动脉高压治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近年来,部分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已应用于高血压的治疗。王娟等总结了内皮素和相关受体的种类、特点以及作用,对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在难治性高血压治疗中的疗效和不良反应做了全面的归纳总结,值得阅读。

<正>1 钠、钾与高血压的关系钠、钾作为基本电解质，在人体内发挥重要的生理功能。而近百年来大量动物实验、流行病学及临床研究均确立了高盐(氯化钠)摄入是高血压重要的易患因素，并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减少盐摄入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血压，还能预防或减轻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风险。国内外高血压相关指南都将减盐列为防治高血压的一项重要措施，在人群中推广。

<正>尽管已知成年人焦虑与血压升高和高血压存在关联性，但此关联在儿童中尚未评估。该研究旨在探究青少年焦虑与血压升高的关联性。方法：纳入就诊于肾脏疾病门诊的12～18岁青少年。血压升高定义为收缩压或舒张压大于同年龄、同身高、同性别儿童的第95百分位。

<正>高血压是全球重大公共健康问题，也是我国重点防治的最重要疾病^[1]。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 OSA）是高血压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也是继发性高血压的常见原因^[2-3]。OSA是常见的慢性疾病，其主要特征是患者睡眠过程中上呼吸道部分或完全阻塞导致反复发作的呼吸暂停和低通气事件，伴有间歇性的低氧血症和睡眠片段化。

<正>过多的钠盐摄入是高血压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利尿剂可以增加体内钠的排出、增加尿量,降低成人高血压患者心血管不良结局风险。许多指南指出利尿剂属于一线降压药,在高血压的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3]。近些年,一些具有利尿作用的新型药物问世,如血管加压素V2（vasopressin 2, VAP2）受体拮抗药^[4-5],该药的利尿作用有其特特殊之处。

<正>高血压作为一种以动脉压升高为特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现已成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重要临床与社会问题。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目前仍呈上升趋势，且伴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是重要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之一^[1]。高血压发病是一个复杂多重机制（包括神经机制、血管重塑机制及肾脏机制等）精细调控的过程。

<正>1 病例资料患者，女，42岁，主因“头晕12 h, 发作性四肢抽搐伴意识障碍6 h”于2023年10月15日，入院。患者12 h前因行盆腔(子宫及双侧附件)超声检查，在半小时内饮3 L清水，此后出现头晕、恶心、非喷射性呕吐，呕吐物为胃内容物，无呕血、呕吐咖啡样物质，无头痛、视物旋转，无胸闷、胸痛、心悸、发热、咳嗽、咳痰、腹泻等症状，回家休息后上述症状无缓解，且间断出现恶心、呕吐，伴全身发冷、纳差，无心悸、乏力、腹痛等不适。

<正>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ypertensive disorders in pregnancy,HDP）是孕妇中最常见的妊娠并发症,是孕产妇和新生儿发病及死亡的主要原因^[1]。在全球有5%～10%的育龄女性在妊娠中经历过HDP^[2],并且其发病率在过去几十年中仍不断增加^[3-4]。2011年,美国心脏协会已将HDP视为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5],现已纳入女性风险评估和预防脑卒中及心血管疾病的指南^[6],HDP可能导致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如胎儿生长受限、胎儿窘迫、早产、胎儿宫内死亡、死产和新生儿窒息等^[7],增加母子两代人患慢性高血压、外周动脉疾病、冠状动脉疾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风险^[8-9]。

<正>继发性高血压是由身体的某些特定疾病或外界病因损害机体产生的疾病所引起的血压升高。引起血压升高的这两大类疾病称为继发性高血压原发病。继发性高血压原发病的分类完善、分期及时和分型准确是做好继发性高血压防治的重要保障。本文全面系统阐明继发性高血压的分类、分期和分型的概念及其种类，在临床实践中的作用和意义，对今后专业高血压诊疗标准、规范制定中有关继发性高血压的分类、分期和分型提出合理建议。

<正>《中华高血压杂志(中英文)》2024年第32卷第7期,第623页右栏倒数第一段第三行“抑制激肽酶的降解”应为“抑制缓激肽的降解”;第646页左栏“(4)ARB,氯沙坦。”增加第5小点,应为“(4)ARB,氯沙坦。(5)二氢吡啶类CCB,氨氯地平。”。特此更正!

目的 研究高血压患者血清微小RNA(miR)-29b和miR-204水平与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的相关性。方法 入选2020年2月至2022年8月459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开展回顾性研究，纳入同期年龄与性别均相匹配的健康体检者132人作为对照组。参照我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的血压分类标准把459例原发性高血压人群分为3组：高血压1级(147人)、高血压2级(156人)、高血压3级(156人)。对上述四组人群的基本资料、血清miR-29b、miR-204水平与血管内皮功能相关指标[肱动脉血流介导舒张功能(FMD)、一氧化氮以及非对称性二甲基精氨酸(ADMA)]进行比较，同时开展Pearson相关性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各变量间的关系。结果 高血压分级越高，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越高(P<0.05)。高血压组患者血清miR-29b、miR-204水平低于对照组，高血压分级越高，miR-29b(0.99±0.10比0.95±0.03比0.70±0.02比0.49±0.03,F=2 856.724,P<0.001)和miR-204水平越低(0.97±0.09比0.80±0.02比0.59±0.01比0.39±0.05,F=3 556.217,P<0.001)。Pearson分析表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清miR-29b和miR-204水平与ADMA呈负相关(r=-0.834、-0.819;均P<0.05),与一氧化氮水平、FMD呈正相关(r=0.778、0.774,0.634、0.626;均P<0.05);舒张压、收缩压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ADMA呈正相关(r=0.665、0.570;均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收缩压、舒张压、血清miR-29b和miR-204水平是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的重要影响因素。结论 血清miR-29b和miR-204水平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存在相关性。

<正>高血压是左心室重构的重要危险因素，而左心室重构是高血压的主要靶器官损害，是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多种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病理过程。逆转高血压左心室重构(hypertensive left ventricular remodeling)就可以遏止心血管疾病的进展，降低严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但目前高血压左心室重构的逆转率仍较低，因此研究和探索高血压左心室重构的逆转方法一直是医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正>全球约有2.75亿女性罹患心血管疾病,我国女性2016年患病人数为4 970万,因该病死亡的女性占世界女性年死亡人数的35%^[1-2]。由此可见,心血管疾病仍是威胁女性健康的主要原因^[3]。我国专家共识指出心脏康复可有效降低住院率及死亡率,推荐将其作为心血管疾病二级预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号召推动和加强我国女性心血管疾病的防控工作^[4]。运动处方是心脏康复核心组成部分,其可通过增加心脏容量负荷、压力负荷,增加心内膜下血流灌注和心肌氧供而改善心功能^[5]。

<正>2024 年8月11日，《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 年修订版）》^[1]发布会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海南医院召开，会上详细介绍了这个最新版指南的更新内容。这是《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在1999年首版后迎来的第5版更新。2024版指南在高血压分级、分期和分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高血压管理，汇总、补充了近年来国内、国际高血压防治的新成果和理念，并与时俱进，

目的 探究老年高血压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程度与左心室结构和功能的相关性。方法 研究对象为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绍兴文理学院附属医院治疗的老年高血压合并2糖尿病患者402例，按照冠状动脉狭窄（Gensini）积分将患者分为轻度狭窄组（103例）、中度狭窄组（165例）和重度狭窄组（134例）。收集所有患者的基线资料并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以冠状动脉病变程度为因变量，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冠状动脉病变程度与左心室结构和功能指标的相关性。结果 重度狭窄组、中度狭窄组患者的左室射血分数（LVEF）分别为（58.06±8.14）%和（61.23±9.09）%,低于轻度狭窄组的（64.62±10.37）%（F=15.074,P<0.001）。重度狭窄组患者的室间隔厚度（IVST）为（17.38±2.83）mm,左心室后壁厚度（LVPWT）为（13.46±1.94）mm,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为（50.79±8.06）mm,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为（123.09±16.67）g/m²,明显高于轻度狭窄组的（14.76±2.32）、（11.04±1.69）、（45.03±6.85）mm和（108.26±11.45）g/m²,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度狭窄组患者的IVST为（16.03±2.65）mm, LVPWT为（12.49±1.84）mm, LVEDD为（48.31±7.67）mm, LVMI为（114.47±13.66）g/m²,明显高于轻度狭窄组，组间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重度狭窄组的IVST、LVPWT、LVEDD和LVMI明显高于中度狭窄组（F=29.207、50.649、16.753、32.700,均P<0.001）。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Gensini积分与LVEF呈负相关（r=-0.237,P<0.05）,与IVST、LVPWT、LVEDD和LVMI呈正相关（r=0.340、0.351、0.203、0.357,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LVEF、IVST、LVPWT、LVEDD和LVMI作为分类变量均为影响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影响因素，OR（95%CI）分别为0.945（0.919～0.973）、1.220（1.109～1.342）、1.448（1.261～1.662）、1.042（1.009～1.077）、1.038（1.020～1.057）。结论 随着冠状动脉病变的加重，老年高血压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LVEF水平下降，IVST、LVPWT、LVEDD以及LVMI增加，冠状动脉病变的进展与左心室结构和功能的恶化相关。

<正>宋方(贵州省人民医院心内科,贵州贵阳550499)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primary aldosteronism,PA)是一个进展性疾病,绝大多数患者以高血压为首发症状,部分患者往往血压早期尚可控制,容易被临床忽视。当逐渐进展为中重度高血压或合并低血钾时方才得到医生重视或确诊。过去PA一直被认为是少见病,随着诊断技术的普及,特别是醛固酮与肾素比值(aldosterone-to-renin ratio, ARR)被用作公认的PA筛查指标后,相当一部分血钾正常或肾上腺CT影像学不典型的PA患者得以发现并确诊。

<正>餐后低血压管理的中国专家共识(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高血压防治分会,p4)餐后低血压(postprandial hypotension,PPH)是与进餐相关的血压下降,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发现,常见于高血压、糖尿病、帕金森病患者,在健康老年人群中也不少见。然而,目前临床PPH的诊断仍存在不足。针对该问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高血压防治分会结合最新临床研究进展和我国临床现状,组织专家研讨并撰写了《餐后低血压管理的中国专家共识》。

<正>《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有关血压测量的新观点(林祺,等p103)规范的血压测量是高血压防治的基础,《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与《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8年修订版)》在血压测量技术的推荐上有所不同,林祺等比较了两个版本指南中血压测量具体细节的异同点,并解释了更改的原因。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应与时俱进,按新指南要求推广应用血压测量。

<正>习惯性长时间坐着增加高血压发展风险。高血压患者心动周期间收缩压变异性(beat-to-beat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SBPV)和舒张压变异性(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DBPV)更为明显，这可能是血压失衡的早期表现。本研究检验以下假说，即单次长时间坐着增加超短期SBPV和DBPV。

<正>邓君曙(宜兴市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江苏宜兴214221)血压作为人体最主要的生命体征之一,不仅受到人体内环境中神经体液系统的调控,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大量证据表明,血压与环境温度、噪声及季节性变化密切相关。血压的季节性变化于1961年由英国学者Rose首先提出,随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注意到这种现象。国内一项大型临床研究显示,当室外气温超过5℃时,气温每下降10℃,诊室收缩压升高6.2 mmHg(1 mmHg=0.133 kPa)。

<正>2024年，盼望已久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修订版))》终于发表了。之后不久《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也见刊了。两部高血压指南都特别指出我国高血压的管理现状不够令人满意：我国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51.6%、45.8%和16.8%。我们不禁要问，我国的高血压达标率为何长期得不到有效提升?到底在高血压管理中还存在哪些未解决的问题?在当今数字化背景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正>高血压患者发现腹膜后肿物合并肾上腺占位，首先考虑副神经节瘤。嗜铬细胞瘤/副神经节瘤（pheochromocytoma and paraganglioma,PPGL）是源自肾上腺髓质或交感神经系统副神经节细胞的肿瘤性疾病，因异常释放儿茶酚胺类激素而导致阵发性或持续性高血压及相关心血管症状。然而，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primary aldosteronism, PA）、库欣综合征（Cushing's syndrome,CS）也是肾上腺继发性高血压的常见病因^[1]。

目的 构建可解释性机器学习模型，预测高血压合并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HFpEF）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方法 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期间在山西省三所三级甲等医院选取847例高血压合并HFpEF患者，前瞻性随访至2022年4月1日。以全因死亡为结局事件。将患者按7:3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训练集用于构建预测模型，测试集用于模型性能评价。通过最小绝对收缩选择算子（LASSO）-Cox回归筛选预测因子，分别构建极端梯度提升（XGBoost）、logistic回归、随机森林（RF）、决策树（DT）、支持向量机（SVM）和多层感知器（MLP）6种机器学习模型预测患者3年全因死亡风险。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和临床决策曲线评估模型性能。采用Shapley加法解释（SHAP）对简化后的最佳模型进行可解释性分析，并运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探究关键影响因素与全因死亡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 中位随访4.25年(P₂₅,P₇₅为2.86,6.17年)，共有224例患者（26.4%）发生全因死亡。基于LASSO-Cox回归算法，从患者入院时的生命体征、实验室检查结果、影像学指标等临床特征中筛选出17个预测因子。ROC曲线显示，RF模型预测患者3年全因死亡曲线下面积（AUC）为0.823（95%CI:0.693～0.950），准确度为84.0%，灵敏度为82.3%，特异度为83.0%,F1评分为0.810，预测性能优于其他5种模型。校准曲线和临床决策曲线显示，RF模型具有较好的校准度和临床适用性。SHAP特征重要性排序显示：年龄、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 GFR）、收缩压、体重指数（BMI）为高血压合并HFpEF患者全因死亡的前4位影响因素。限制性立方样条进一步分析显示：年龄>72岁、eGFR<72.9 mL/（min·1.73 m²）、收缩压>136 mmHg、BMI>26.6 kg/m²时，将增加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为提高风险预警阈值的临床适用性，选择临床容易使用的阈值进行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收缩压> 135 mmHg（HR=1.362, 95%CI:1.020～1.819）和eGFR<70 mL/（min·1.73 m²）(HR=1.519, 95%CI:1.135～2.034)均显著增加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结论 基于RF算法构建的高血压合并HFpEF死亡预测模型能有效地预测患者出院后3年全因死亡风险，SHAP提供的可解释性分析可为临床决策提供明确的依据。

<正>减少食盐摄入可降低血压，国家政府通过了减少食盐摄入的法律，却并未评估其影响。本研究旨在评估南非限制加工食物的盐含量的立法是否与减少盐摄入和降低血压相关。设计，设置和参与者：HAALSI研究(非洲健康与衰老：南非INDEPTH社区纵向研究)是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受试者是从南非姆普马兰加(Mpumalanga)省农村个体中随机选择年龄≥40岁的成年人。

<正>·社区可以进行高血压并发症筛查吗?如何实施?[2025年6月1日]·何为运动性高血压、运动后低血压?如何管理运动性高血压?[2025年7月1日]注:方括号内时间为截稿日期。参与本栏目讨论的稿件请发送到我刊邮箱(zhgxyzz@vip.126.com)或通过我刊网站(http://zhgxyzz.xml-jounal.net)投稿系统投稿。

<正>1 临床资料男性患者，44岁，因“间断心悸伴胸闷1月余”入院，于入院前1月无明显诱因出现间断心悸，伴胸闷、气短，每次持续约数分钟后自行缓解，与活动无关，无突发突止情况，无胸痛、头晕等症状，就诊于当地医院，动态心电图检查：窦性心律，24 h总心搏数132 486次，平均心率92次/min, 最慢心率54次/min(23:23:02),最快心率126次/min (14:48:36)。

<正>2024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uropeanSocietyof Cardiology, ESC）年会于2024年8月30日至9月2日在英国伦敦召开，学会在此期间颁布了《2024 ESC血压升高与高血压管理指南》，ESC高血压指南迎来了时隔六年的再度更新。与2018版高血压指南相比，2024版指南对血压分类进行了重大调整，新增了“血压升高”这一概念，强调了对此血压水平区间人群进行心血管风险评估的必要性，并做出了详细的血压管理方法推荐。本文针对2024版指南中对“血压升高”人群及基于心血管风险评估的血压管理方法的相关推荐进行详细解读。

目的 探讨甘油三酯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TG/HDL-C）累积暴露对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的影响。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以首次参加2006年度或2008年度体检后至2012年至少参加2次健康体检的85 665名开滦集团职工为研究对象，按累积TG/HDL-C四分位分为四组：第1四分位组（<2.59,n=21 416），第2四分位组（2.59～<3.78,n=21 416），第3四分位组（3.78～<5.86,n=21 417）组，第4四分位组（≥5.86,n=21 416）。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不同组ASCVD的累积发病率。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累积TG/HDL-C对ASCVD的影响。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10.65年，共8 411例（9.82%）研究对象发生ASCVD,6 901例（8.06%）研究对象死亡。在校正混杂因素后，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第1四分位组相比，第2、3、4四分位组ASCVD发病风险分别增加14%（HR=1.14,95%CI:1.06～1.22,P<0.001）、22%（HR=1.22,95%CI:1.15～1.31,P<0.001）、37%（HR=1.37,95%CI:1.29～1.47,P<0.001），且风险呈逐渐增加趋势（P trend <0.001）。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累积TG/HDL-C处于高水平的人群中，年龄<60岁、非高血压、体重指数<24 kg/m²者的ASCVD发病风险分别高于年龄≥60岁、高血压、体重指数≥24 kg/m2者。结论 累积TG/HDL-C与ASCVD的发生风险呈正相关。长期暴露于高TG/HDL-C可能会增加ASCVD发生风险，在累积TG/HDL-C处于高水平时，年龄<60岁人群的ASCVD发病风险高于年龄≥60岁人群，非高血压人群的ASCVD发病风险高于高血压人群，体重指数<24 kg/m²人群的ASCVD发病风险高于体重指数≥24 kg/m2人群。

目的 探究豆类摄入量与主要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发生风险之间的关系。方法 本研究基于前瞻性城乡流行病学研究中国（PURE-China）队列，于2005—2009年在中国12个省115个城市和农村地区，招募35～70岁成年人，每三年随访一次，本次分析随访时间截止至2019年8月10日。豆类摄入量通过面对面访谈时使用经过验证的食物频率问卷获得，分为4组：<10.0、10.0～<72.4、72.4～<214.7、≥214.7 g/d。使用Cox脆弱模型分析豆类摄入量与主要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发生风险间的关联。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分析检验豆类摄入量与主要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发生风险间的非线性关联。结果 本次分析共纳入41 357例研究对象，每日豆类摄入量中位数为72.4 (29.5, 134.3) g/d。在11.9(9.5, 12.6)年的中位随访时间中，共记录了3 175例主要心血管事件及1 827例全因死亡事件。豆类摄入量与主要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联（P非线性<0.001）。在调整多因素的模型中，以豆类摄入量<10.0 g/d者为参照组，豆类摄入量为72.4～<214.7 g/d者的主要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的发生风险分别降低了17.0%(HR=0.83, 95%CI0.73～0.93, P=0.002)和24.0%(HR=0.76, 95%CI0.66～0.89,P=0.001)。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老年人群中，与参照组相比，豆类摄入量72.4～<214.7 g/d者的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下降了34.0%(HR=0.66,95%CI 0.50～0.86,P=0.002)；在高血压人群中，与参照组相比，豆类摄入量72.4～<214.7g/d者的主要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发生风险分别下降了18.0%(HR=0.82, 95%CI0.71～0.95,P=0.008)和30.0%(HR=0.70,95%CI 0.57～0.86,P=0.001)。在西部地区人群中，与参照组相比，豆类摄入量72.4～<214.7 g/d者的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下降了26.0%(HR=0.74,95%CI 0.59～0.93,P=0.008)；在东部地区人群中，与参照组相比，豆类摄入量72.4～<214.7 g/d者的全因死亡发生风险下降了29.0%(HR=0.71,95%CI0.57～0.89,P=0.002)。结论 在中国人群中，豆类摄入量与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联。在总人群、老年人群和高血压人群中，适量的豆类摄入量（72.4～<214.7 g/d）与更低的主要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风险相关。

目的 采用荟萃分析系统评价原发性高血压与结直肠肿瘤间的关系。方法 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华医学期刊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数据库检索建库至今发表的关于原发性高血压与结直肠肿瘤关系的中英文文献。对纳入的文献进行信息提取和质量评价，应用RevMan5.3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绘制森林图，同时进行敏感性和发表偏倚检测。结果 最终纳入文献6篇，包括5 530 369名参与者。荟萃分析结果显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发生结直肠肿瘤的风险增加（OR=1.71,95%CI 1.65～1.77,P<0.001）。敏感性分析显示结果稳定性较好，漏斗图提示无发表偏倚。结论 原发性高血压与结直肠肿瘤相关。

高血压是导致认知障碍的主要危险因素，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未得到详细梳理。作者孙月等从认知障碍的流行病学及危险因素，高血压导致认知障碍的风险、发生率，高血压促进认知障碍的相关机制，高血压相关认知障碍的筛查、干预以及预防进行了系统综述。作者建议应尽早识别高血压相关的脑损伤，除对认知功能、神经精神症状体征以及日常生活质量等进行必要的量表测量、临床评估外，还需要辅助影像学技术对疾病进行早期诊断，同时降压治疗是改善认知障碍的有效方法。该综述对于今后深入探究高血压与认知障碍的关系，早期筛查、积极预防和有效干预危险人群，减轻高血压导致的认知障碍有一定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