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了解农村妇女每个孕期暴露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情况。方法 自2014年12月至2016年12月间在宣威农村地区选取2个乡镇，招募216名怀孕至分娩的妇女入组，在妇女孕早、中、晚3期进行问卷调查，并使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妇女各孕期尿样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代谢产物3-PBA和cis/trans-DCCA，用SPSS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妇女2个孕期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暴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1）大部分孕期妇女孕期仍然务农且自我报告孕期未接触主动接触农药，报告自己在孕期接触过农药的妇女3个孕期均未超过1.4%。然而实验室检测发现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孕早、中、晚3期暴露率均超过90%，孕全程均暴露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暴露率为67.1%。实验室检出率明显高于问卷调查结果；（2）妇女孕早、中、晚3期尿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代谢产物3-PBA中位数分别为3.61 ng/L、3.60 ng/mL、3.57 ng/mL,cis/trans-DCCA中位数分别为49.10 ng/mL、45.45 ng/mL、47.45 ng/mL。3个孕期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暴露处于国内中等水平，超过国外大多数报道。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妇女孕期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暴露，结果显示，孕妇居住地、受教育程度与妇女3个孕期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代谢产物值之间存在交互作用（F孕期×孕妇居住地=3.183、F孕期×孕妇受教育程度=2.731,P <0.05），不同孕期cis/trans-DCCA浓度的孕妇民族组间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孕妇民族=4.497,P <0.05），可认为孕期汉族的cis/trans-DCCA检出较少数民族高。孕早、中期cis/transDCCA测定结果均高于孕晚期测定结果（LSD法P <0.05）。卡方检验尚未发现妇女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情况、居住地、家庭年收入、季节性与孕期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暴露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本研究发现宣威农村妇女大多对农药暴露的认知程度低，绝大多数妇女存在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不同程度的暴露，而且，孕早、中期暴露水平明显高于孕晚期，当地妇女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对不同孕期妇女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暴露水平有影响。建议在农村地区加强孕期健康教育，提高孕期健康意识，加大环境农药监测与管控力度，减少妇女孕期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