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 第36卷, 第03期　
刊出日期：2025-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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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技术加速到云租金——如何思考当代技术封建主义思潮

  蓝江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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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20年以来，以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塞德里克·杜朗、约迪·迪恩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在当代西方左翼思想中取代了左翼加速主义的地位。资本主义正在消亡，被一个政治上相对退步的形态所取代——技术封建主义。技术封建主义在传统的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基础上，提出了资本的三重性这一概念，认为除了资本的具体形态之外，资本的占有还代表一种合法的剥削权力，以及在云资本下对用户行为的矫正和引导的权力。但这些概念建立在瓦鲁法基斯等人对马克思的资本和利润概念的误读基础上，其所提出的利润和市场的消亡为技术封建主义的发展铺就了道路，但这实际上并不代表建立在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相反，技术封建主义顶多是一种基于云平台的资本主义亚形态，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整体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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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学理阐释与路径探赜

  张剑宇, 廖小琴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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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是新时代强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具有鲜明的个体旨归、深远的社会价值、显著的国家意义和一定的世界影响。推进这一系统实践，既能促进城乡居民全面发展、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创造条件，也能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为城乡融合发展充实精神向度，还能推进文化自觉自信自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明支撑，更能丰富精神文明建设内涵、为人类文明进步探索融合路径。立足时间、空间、内容、目的等认知向度，可以推断，推进城乡融合的新时代、兼及城乡的融合性空间、精神文明各要素的涵育、充分均衡的高质量融合，界划了新时代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变化性历史方位、复杂性行动场域、全面性关涉内容和关键性实践愿景。着眼于应然需要和现实样态，新时代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稳步向前的历史过程，离不开科学精准、系统高效的实践推进，“目标导向-观念引领-机制保障-行动支撑”是一条环环相扣、逻辑衔接的实现理路。研判现实背景和实践要求以建构综合性目标体系，立足现实反思和问题批判以强化总体性观念引领，重视政策扶持和社会支持以健全长效性保障机制，创新行动举措和工作方式以凝聚全方位行动合力，是实现新时代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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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现代传承思考

  陈国伟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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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植于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语境之中的红色基因，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三重基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积淀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现代中国史是红色基因生成与发展的特定历史背景，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厚重感。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考察红色基因的生发脉络、生成源泉以及生存状态是解读新时代视域下红色基因来龙去脉的题中之义。红色基因的稳定性与发展性等鲜明属性特征、党内传承与党外宣传等主要传承方式以及红色基因的内在价值从不同方面分别回答了新时代红色基因何以能够传承的现实命题。新时代，应从传承红色基因的实然基础出发，循序渐进地实现传承红色基因的应然目标，这是社会各界理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红色资源既是红色基因的承载实体，又是阐释红色基因的现实教科书，因此，既要强化红色资源的教育引导功能，通过开发与保护，用好用活红色资源，以夯实传承基础；又要择取精准传承方式，将红色基因融入学校教育，开发红色基因新样态，以提升传承实效；还要以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为抓手，通过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为有效传承红色基因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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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文化重要论述的三重维度

  吴慧, 吴家华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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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百余年的伟大斗争中开展的具有中国共产党鲜明特征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成果，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形成内涵深刻、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关于红色文化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紧紧围绕“什么是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有何意义”“怎样用好红色文化”三个基本问题，从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角度论述了红色文化的生成逻辑、本质内涵、鲜明特征、重大意义和用好红色文化的现实路径，指明红色文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伟大斗争实践经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是对中国精神的赓续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具有记载党的历史的记忆性、发扬党的伟大精神的教育性、引领实践的时代性等鲜明特征；弘扬红色文化为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有益精神养料，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力精神支撑，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丰富滋养；对新时代用好红色文化进行前瞻性思考和全局性谋划，要求在建设文化强国过程中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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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用花呗行为定性之争：问题、本质及解释

  童德华, 何秋洁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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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刑事犯罪治理难题表现出消极的点面效应。围绕冒用花呗的行为定性，至少存在花呗的法律属性定位、机器能否被骗、机器如何被骗的分析难题。其一，对于花呗的法律属性，研究论证的瑕疵在于客观解释立场的缺失。根据客观解释立场，“其他金融机构”中的“其他”意表除了商业银行以外的可以发行信用卡的金融机构，花呗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其二，关于机器能否被骗。机器不具有自我意识的认识桎梏不能说明机器不可以被骗，否则只会固化人机关系“二元认识论”的旧观念，故机器不能被骗的立场应当被摒弃。其三，关于机器如何被骗。在探讨人工智能作为诈骗对象时引入预设同意理论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该理论的运用现状过于粗简，其不仅可以说明机器的处分意识来源，更能说明人机关系的一体化。冒用花呗的行为定性中，关键特征是“人机交互的一体关系”,机器是自然人的电子代理人，人所排斥之事项即为机器所排斥之事项。第三方支付对于冒用者的身份要素陷入了错误认识，进而导致被害人财产受损。冒用花呗的行为应当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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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规范属性与解释纠偏

  曾磊, 靳媛媛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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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网络犯罪参与结构由传统犯罪层级式的金字塔结构向扁平式的链条结构转变，使得立法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应对犯罪参与模式的改变，解决网络犯罪行为不适应传统共同犯罪理论的难题。立法者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规制“不契合共犯理论的帮助行为”,但未就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加以说明。理论界关于该罪性质的探讨主要着眼于共犯性的视角，但是以共犯性解释该罪的性质又会产生正犯不存在或者难以查证时归责标准阙如、意思联络趋弱而难以认定共犯、共犯与正犯危害性异化致使按照共犯理论归责违背罪刑均衡原则等适用困境。量刑规则说、共犯正犯化等以完全共犯性为着力点的学说，忽视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属性，造成了适用困境并违背了对该罪的立法初衷。故此，跳出传统的对罪名性质解释单一的桎梏，承认部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性，根据“契合共犯理论的帮助行为”与“不契合共犯理论的帮助行为”的不同，在“共犯性”与“正犯性”双重视角下区分认定该罪的性质，使得同一罪名在不同的适用情形下呈现动态的性质解读，以突破现有理论的适用困境。这对于契合司法实务向多元性与不可预测性发展，应对因传统刑法理论相对滞后而导致适用冲突不断的现实难题，对纠偏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等，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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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作为兜底罪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曹波, 朱珊霖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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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产业在新时期的迅猛发展，我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数量逐年上涨，由此引发对该罪名立法设定与司法适用广泛而激烈的反思和质疑，批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兜底罪名的见解层出叠见。为规范该罪名的现实运行以及释放该罪名的内在价值，我国应立足该罪的本质意涵，肯定该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本质，科学看待其兜底罪名的性质特征，重新审视过往对于兜底罪名全然否定的标签，明确该罪的积极意义。在立法设计方面，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针对网络犯罪非接触性、去地域性以及分工离散性的特点，以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等信息网络犯罪的犯罪支援为核心要旨，体现“围点打援”的犯罪打击策略，实现对网络犯罪本身的治罪和治理，在立法技术与立法策略方面具备充分的合理性。在司法实践方面，首先，应当保障罪名适用的处罚正当性，精确罪名的可罚性等价程度，实现罪名处罚的正当性；其次，应建立定罪量刑的归类模型，对行为定罪量刑进行归类分析，构建使法秩序得到统一的结构模型；再次，应规范不同层级罪名适用条件，拒绝随意化与扩张化地认定犯罪；最后，应准确把握明知要件的适用条件，防止帮助行为自身类型化特征不足而诱发的罪刑法定原则危机，充分释放该罪在信息网络犯罪治理中的积极价值，实现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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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条件下电商平台责任认定难题和治理出路

  肖峰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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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电商平台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在为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搭建交易平台时，其凭借与二者间形成的平台服务关系，间接地对交易关系发挥着实质影响，成为隔离买卖双方的信息要素持有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我国立法虽然严格地规定了电商平台的过错责任和连带责任，但在因平台消费引发的民事案件中，极少出现判令由平台向消费者担责的判例。细究判理，虽然立法上有较为全面的责任设计，但与个案层面人民法院需要遵循的追责逻辑并不契合，立法规定的电商平台责任面临着严重的实施困境。从实践情况看，困境集中表现为：在认定平台存在主观明知时缺乏裁判标准，在确认违法经营行为出现后电商平台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具有必要性时缺乏明确的程度衡量规范，导致消费者因举证不力而败诉。根本上讲，原因在于相关立法仍秉承电商平台是交易辅助人的传统思维。这与其在数字经济凭借技术优势对买卖双方享有的强势地位并不相符，故而应当基于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特征，构建涉电商平台纠纷的数字经济责任模式；在价值理念上纠正商品服务关系中认定电商平台的误区，回到平台与用户的数字信息服务关系上，明确其应当负有的法律责任，促进平台与政府、用户、社会主体共同打造数字经济秩序的治理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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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tGPT赋能智慧法院建设：机遇、挑战和规制

  卢荣婕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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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海量的数据、优质的算法与强大的算力支撑下能够实现多项技术赋能。但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能够适用到智慧司法领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将其嵌入，尤其是该项技术在赋能智慧法院建设过程中的边界如何，这对于深层次建设智慧法院具有重要的前提性意义。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审判活动的智能化运用，可促进可视正义的实现；通过诉讼服务的可及性，可实现司法为民理念；通过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可实现能动司法目标。然而，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带来上述诸多技术红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风险，具体可以划分为由数据“幻觉性”引发的一般风险、由技术垄断性导致的重要风险以及由数据不可控产生的核心风险。对这些风险，应根据不同的风险特征采取相应的规制路径：可以通过对训练数据库的标准化构建以实现数据的“幻觉性”规制，通过辅助性原则的引入而实现技术规制，通过对服务提供者科加义务以实现对数据不可控的数据规制。即运用数据“幻觉性”规制、技术规制与数据规制，实现对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的一般风险、重要风险与核心风险的防范，以期完成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智慧法庭建设的风险最小化与技术赋能最大化，最终实现该项技术高质量赋能智慧法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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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艺术家何以可能?

  王波, 曾真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94-10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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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具备主体性的人工智能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人工智能艺术家何以可能的前提是人工智能能够拥有自我意识。目前的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事实上还是一种人类主体性参与的创作方式以及“人在环内”的人机交互模式，其意向性依然是人类在把控，并没有离开人类主体性的参与，即自我意识的投射。但科学发展的趋势似乎给我们展示了越来越大的可能性，让人们对那个“奇点”的到来充满着想象。自我意识始于反思，“涌现”是复杂系统在一定的组织层次上出现的新特性。有研究进展表明，自指结构的实现以及复杂系统的因果涌现很可能让人工智能产生自我意识，从而成为人工智能艺术家何以可能的关键技术路径。从人工智能存在形态的分析出发，可以大致梳理出人工智能艺术家的三种可能的形态进路：拟人无具身形态、拟人+具身形态和蜂群AI(集合AI)形态。而人工智能艺术家何以可能的系统构建可从动机——人工智能为何需要艺术，沿袭与变化——人工智能审美活动可能如何进行，创造性——人工智能艺术家的身份要件等三方面来进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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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算法殖民化：人工智能时代约会程序算法面临的伦理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郭佳楠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10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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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近十年，人工智能算法获得了长足发展，智能算法被视为解决人类问题的一个全新进路。与此同时，在人类主义的框架中，爱情通常被视为人类生活中最亲密的情感，但它现在越来越多地被少数程序员用人工智能来进行控制或操纵。在当代世界中，许多约会平台正在设计所谓的智能算法来为用户识别更多的潜在匹配对象。这些由人工智能驱动的配对系统通过丰富的数据驱动，不仅能够预测用户可能喜欢什么类型的对象，而且还可以深刻影响人们选择伴侣的方式。对此，基于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理论”,批判性地探讨了将浪漫决策委托给算法的潜在影响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伦理挑战。通过对Tinder等约会应用程序使用算法的现实分析，指出爱情生活世界正在被殖民化，因为在线约会算法侵入了人们的浪漫关系，以至于浪漫关系中的交往行为被算法的技术规则所取代。为了应对算法殖民化引发的伦理难题，要着眼于从个体维度上弥补算法思维的固有逻辑缺陷，从技术维度上优化算法模型与标准设计，从企业以及约会应用程序设计者的维度上赋予爱情关系中个体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据此来探寻未来理想爱情关系“去算法殖民化”的可能性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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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陈汉辉, 曹泽星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11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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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已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企业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其创新发展水平与宏观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密切相关，企业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转型升级来进一步提升自身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其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定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其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施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进而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对中介变量进行Sobel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其中，吸收能力的作用效应最强，创新能力次之，适应能力最弱。其三，通过对企业所有制、规模大小及企业所处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后发现，相比较于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强。本研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相关理论，对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助力企业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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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随机占优准则的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研究

  陈鹤, 文松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12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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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医疗服务一直存在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何掌握居民的多样化医疗服务需求、以利用有限资源较大幅度地提升医疗服务供给满意度成为发展新阶段的重要课题。依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有限资源投入最紧迫的用途获得效用最大，提出一种基于随机占优准则的医疗服务质量评价研究方法：首先，编写网络爬虫程序获取居民发布的对医疗服务供给质量进行评价的文本，使用数据挖掘模型从文本中提取出居民多样的医疗服务需求；其次，构建医疗服务领域的情感词典，使用情感分析技术计算居民对医疗服务供给质量的情感倾向；最后，利用随机占优准则构建医疗服务随机占优程度矩阵，比较得出医疗服务优化方面的优先排序，为改进医疗服务供给质量提供指导。利用好大夫在线平台的数据，验证所提出的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够挖掘出影响居民满意度的医疗服务质量因素，并能为我国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做出决策指导。在后续分析中发现，诊疗效果是居民最在意的医疗服务要素，作为案例的四家医院中有三家医院都需要在这方面做出改进，而另一家医院则更需要在与患者的沟通技巧和能力上做出优化。文章所提方法具有较强实用性和可迁移性，为提升我国医疗服务质量提供了参考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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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要素的统计测算方法探究

  肖玲, 张雪, 王永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13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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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时代，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尖端信息技术正日益成为推动数据量指数级增长的关键动力。数据作为当代经济体系中的一种新兴要素，不仅在技术层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且在经济领域催生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转换模式。文章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有效的数据要素统计测算方法，并将其作为产品建立其在市场中的流通机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数据经济的整体规模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而对数据要素的统计测算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针对这一研究空白，文章提出了一套创新的统计测算框架，旨在为理解和高效利用数据要素提供科学、系统的指导。研究的核心分为三个部分：数据要素化水平、数据要素结构化水平以及对数据要素中数据关系模式的探索。关于数据要素化水平，文章深入研究了数据如何从原始状态转换为可在市场上流通的有形资产，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源化、资产化和资本化多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这些指标进行了筛选和冗余度检验。在对数据要素结构化水平的研究中，综合考虑了数据特征的异质性、数据对象的异质性、数据关系的异质性和数据的时效性等关键因素，并基于上述因素构建了数据要素结构化水平的量化模型。针对同频数据与混频数据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不同数据关系进行精准建模和量化测算，深入理解数据间的复杂关系，为数据要素的有效管理和价值最大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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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张恨水

  李斌, 孙士俊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14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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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角度出发审视中国电影批评，已经成为重写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鸳鸯蝴蝶派”在电影批评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当前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上海的代表人物周瘦鹃等，而对于北京的代表人物张恨水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避免电影批评史狭隘地限定在“上海电影批评史”范畴内，有必要深入研究张恨水的电影批评。尽管张恨水是一位广为人知的通俗文学作家，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电影叙事模式和剪辑手法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而较少涉及他的电影批评。通过对他的电影批评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张恨水并非电影的“门外汉”,而是在社会功能、艺术表现、技术制作和市场营销等方面拥有深刻的见解。张恨水的电影批评是“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思维、视角和意识等方面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正好突显了早期中国电影的多元共生和丰富繁荣，表明中国电影并非单一受益于某一思想的影响；相反，它是在不同观点和审美标准相互平衡和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对张恨水的电影批评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打破以上海为中心的传统电影史书写框架，重新解读“鸳鸯蝴蝶派”电影批评的文化价值，为理解早期中国电影生态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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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幕之外：群众影评与谢晋电影的“交互式创作”

  王飞翔, 朱浩宇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15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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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中国电影导演谱系中，谢晋无疑占据着一个极为关键的位置。长期以来，学界对谢晋电影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文本批评”与“美学阐释”的研究框架占据了一定的主导地位，鲜有对谢晋导演社会活动的关注。研究聚焦谢晋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社会性活动，考察其与80年代普通电影观众、业余影评员以及群众影评组织间的交流和互动，发现了谢晋“交互式创作”的内在逻辑。一方面，聚焦谢晋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讨论其与群众影评浪潮的互渗，并在双方的交互进程中，推动了群众影评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建构；另一方面，群众影评通过对话、商榷等多元化的方式，积极参与对谢晋电影的评论，而且以“历史微声”的特点，介入到80年代“谢晋模式”的讨论谱系，建构出区别于电影知识分子的话语场域。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对群众影评的考察，发现“谢晋电影”的意义生产并非局限于“电影文本”,更多则呈现在银幕之外的社会文化范畴中，并成为透视文艺“人民性”的典型艺术实践。基于此，经由谢晋与群众影评的情感交互，我们试图开辟一条再次审视“谢晋电影”的民间通道，以期丰富、拓展目前学界对谢晋电影研究的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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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

  陈芷明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6(03): 16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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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涌现出了“共同体美学”理论这一重要成果，其作为一种强调协作、互动和共享的理念，为跨媒体叙事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跨媒体叙事”理论与“共同体美学”理论交相呼应，一致强调整体性、互动性和共同性，但也呼唤独立性、个体性和差异性。将中国电影的跨媒体叙事置于“共同体美学”的视野下，从“叙事共同体”“想象共同体”和“参与共同体”三个方面进行概括分析，阐述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策略取向和发展路径。这些策略取向包括以故事世界构建为叙事表征、将故事消费视为产业基础、以泛娱乐的参与文化为传播策略等。这不仅反映了跨媒体叙事的可实践价值，也凸显了“中国经验”在共同体美学中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共同体美学和跨媒体叙事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发展趋势，并呼吁中国电影回归本土实践和需求，以应对新时代用户对故事消费的高追求，实现共赢和共享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