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在我国青春期至成年早期人群中探索自制力与抑郁症状和超重肥胖共病风险的关联，为将来针对不同风险人群开展个性化干预提供依据。方法：基于一项长达10年的队列研究——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纳入2010年10～19岁、中国标准下处于正常体质量、无抑郁症状、有自制力得分，且2010—2020年至少有两次抑郁症状得分和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每个家庭中唯一或年龄最小的608名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用整个随访期间平均标准化抑郁症状得分和BMI Z评分均处于高水平，或者基于潜分类轨迹模型(latent class trajectory modeling, LCTM)得到的抑郁症状和BMI随时间的轨迹分类同时属于“风险型”,或者最后一次随访调查时有抑郁症状且超重肥胖三种方式定义抑郁症状和超重肥胖共病人群。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标准化自制力得分与抑郁症状和超重肥胖共病风险的关联。结果：校正年龄、性别、城乡、每周体力活动时长、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超重肥胖和抑郁情况后，无论哪种共病定义方式，当以健康人群为参照组时，自制力得分每升高一个标准差，个体患抑郁症状和超重肥胖共病的风险降低33%(95%CI:14%～48%,基于整个随访期间平均水平)～78%(95%CI:6%～95%,基于抑郁症状和BMI随时间变化的联合轨迹)。此外，自制力得分每升高一个标准差，个体仅患抑郁症状和仅超重肥胖的风险分别降低25%(95%CI:4%～42%,仅基于整个随访期间平均水平)和21%(95%CI:1%～37%,仅基于抑郁症状和BMI随时间变化的联合轨迹)。本研究主要结果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标准定义个体是否超重肥胖时的敏感性分析结果一致。结论：青春期和成年早期个体自制力越高，患抑郁症状和超重肥胖共病的风险越低，提示未来可基于自制力开展个性化的抑郁症状和超重肥胖共病干预。